苏氏家族优秀的家风家训具有其独具一格的教育特色和教育经验，也蕴含了独特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为我们在新时代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重要的价值参考，可以有效提高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效果。
（一）榜样示范法
榜样示范法也称典型示范法，发挥具有典型代表意义的人或事进行示范或者警示。榜样的示范是无声的教育，这种无声的教育往往比有声的教育更能影响人。榜样示范法的特点就是把抽象的伦理道德规范和高深的思想政治原理具体化、人格化、现实化[2]5，以一种客观实在的方式来影响学生产生，具有鲜明的现实性，更能感染和说服受教育者。
在《教子》篇中，苏氏家训明确指出“呼盧（酗酒）博弈，流入匪類，谓之育教不先，父兄之率（表率）不谨也。”如果家族子弟沾染上了不好的习气，这是因为没有提前对他进行管束和教育，也是因为家族长辈没有在这方面做好表率和树立榜样。苏氏家训尤其强调长辈对晚辈的率先垂范作用，要求晚辈该如何做，自己首先要做到。教育感化这件事是从前向后进行，从上向下推行的，是一种上行下效的教育方式。为了鼓励孩子读书学习，苏序以极大的毅力，在晚年的时候才开始读书，他还喜欢以诗达志，创作的诗作有也有数千首。他的诗朴实无华，才思敏捷。在很大程度上激励了家族子弟读书学习，其后的子孙也继承了其朴实平凡的诗风。正是苏序为苏氏家族的子弟树立了一个榜样的形象，使得苏氏家族的子孙后代有了一个明确的奋斗目标和动力，具有最直接的感染力。到仁宗天圣二年，苏序的第二个儿子苏涣高中进士，从此带动更多乡人开始从学，使得读书成为当时的一种风尚。
苏轼的母亲程夫人，程家是当时的名门望族，程夫人是名副其实的大家闺秀，饱读诗书，博古通今。与苏轼的父亲苏洵共同培养了两个优秀的孩子。三苏父子能取得如此大的成就，程夫人在很大程度上起了促进催化的作用。据苏辙的《王兄子瞻端明墓志铭》记载，太夫人（程母）尝读东汉史，至范滂传，慨然太息。 公（苏轼）侍侧，曰： “轼若为滂，夫人亦许之否乎？ ”太夫人曰：“汝能为滂，吾顾不能为滂母耶？ ” [3]1范滂是汉时期党人名士，因为反对宦官虐政遭到通缉，为了不连累母亲以及其他无辜的人，他主动投案。 范滂和母亲诀别时，母亲十分大义凛然，告诉儿子，你今天能与李膺和杜密齐名，为士族和太学生所崇敬，就是死了也没有什么可懊悔的。 和长寿比起来，人更要有坚贞不屈的气节。 这时年仅十岁的东坡竟然这样向母亲问道：“母亲，您愿意我长大以后做个像范滂这样的人吗？ ” 而程夫人回答道：“你能做像范滂那样优秀的人，我为什么不能作像范滂的母亲那样的人呢？ ”正是由于程夫人这种以身作则、率先垂范的激励精神，使得年幼的苏轼得到了莫大的精神激励， 也成为他在以后的人生道路上不断前进的动力。
（二）激励教育法
激励教育法的目标是充分调动被教育者的主观动机和积极性，为他们提供充足的精神动力，鼓励被教育者坚持正确的前进方向，帮助受教育者改变性格中自我怀疑、自我否定和自我封闭等不自信的因素。
苏洵对两个儿子寄予了厚望。“轮、辐、盖、轸，皆有职乎车，而轼独若无所为者。虽然，去轼则吾未见其为完车也。轼乎，吾惧汝之不外饰也！ 天下之车莫不由辙……车仆马毙而患亦不及辙。是辙者，善处乎祸福之间也。” [1]414车轮、车上的辐条、以及车的顶盖都各自有它的用途，唯独车横木看起来是没有什么用处的。但是，如若将这一段横木撤掉，这辆车就不再完整了。他希望苏轼在以后的道路上能够收敛起自己的锋芒，在人生之路上的路上保持低调和沉稳。而车辙，车祸不会波及到它，功劳也不会归功于他，因而能够处在安稳平和之中。每当想起名字中深刻的寓意和父亲殷切的期盼，兄弟二人便会感受到无尽的动力和鞭策，更好地催促他们奋发上进。“誉儿虽是两翁癖，积德已自三世种。”[4] 2305苏氏家族历来就有“誉儿癖”，对于孩子身上的优秀之处，会对其加以赞许，毫不掩饰，并对其进行鼓励和褒奖。苏洵让两个儿子作文章，苏轼写的是《却鼠刀铭》，苏辙作了一篇《缸砚赋》， 苏洵读了之后十分欣赏，于是让两个儿子工工整整地誊抄一遍，挂在家里的墙上。有一次，苏迨作了《淮口遇风诗》一诗。苏轼看了觉得甚是惊叹，随即作了一首诗对儿子进行了褒扬，称赞儿子的诗是令人称奇的千里马，押韵甚至已经胜过孟郊和贾岛。 [5]43父辈的鼓励和夸赞为苏氏家族的子弟在文学创造方面和人生修养的道路上提供了不竭的动力。
（三）实践锻炼法
实践锻炼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的现实基础。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的标准，同时也是人们的思想观念形成的基础和现实条件。实践锻炼对于思想政治教育具有独特的塑造作用，在实践当中，人们可以通过不同的实践形式、实践对象、实践手段，把自己头脑中的思想观价值观念付诸现实，接受实践的检验，通过不断完善，来提升自己的思维方式和眼界格局。
在我国古代传统家训文化中，更多地强调理论知识的学习，普遍存在重理论轻实践的问题。在苏氏家族的教育中，就格外强调实践的重要作用和意义，十分重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苏辙在他的《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中写道，“公（苏轼）生十年，而先君（苏洵）宦学四方。”[3] 1苏洵好读书，但并不死读书，他在年轻的时候经常四处游学，在游学的过程中，沿途的奇山异水、风土人情，以及结交的各路文友，都为苏洵的文学创作积累了大量的素材。游学归来以后，他就讲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感讲给两个孩子听，很大程度上丰富了两个孩子的见识。地理名著《水经》上记载了彭蠡湖有一石钟山，郦道元曾对其进行注解，但是世人对此注解产生质疑。苏迈查阅了不少古籍文献，仍然没有得到一个可靠的结果。于是苏轼告诉儿子，如果没有真凭实据就不能妄下定言，并鼓励儿子去进行实地考察。在经过父子俩的实地勘察验证之后，确实如注解中描述的一般无二，于是便有了脍炙人口的名篇《石钟山记》。苏轼借此机会教育儿子：“事不目见耳闻，而臆断其有无，可乎？”不管是做人还是写文章，不能凭空猜测，没有经过实地考察和实践验证不能妄下结论，只有通过亲自实践，才能更深刻地理解事物的本质。苏洵还经常带着苏轼和苏辙到乡下体验农村生活，做农活，感受春种和秋收。读万卷书与行万里路是相辅相成的，读书教育与实践的锻炼对于苏氏家族子弟的成长成才具有深远意义。苏氏一族的家族成员能够创作出数量如此巨大的优秀作品，这和苏氏家训中重视实践的教育方法和思想密不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