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宋代文书话语转型中，主体身份认证是一个重要构成。所谓“主体”是指立足于特定立场的作者群体，并不是指某个特定的作者。而身份认证则是对文书作者特定立场的认同与归顺。认证（identity)这个词较早是在黑格尔《小逻辑》中出现，黑格尔哲学中将其称为“同一”（Identität ),他认为：“概念及理念，诚然和它们自身是同一的，但是，它们之所以同一，只由于它们同时包含有差别在自身内。”[249-250]。如果说黑格尔只是从理念的同一性认证来理解，那么现代西方文化批评中相当重要的认证概念则是出自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有学者指出这种认证女性主义批评与拉康后结构主义批评中的认识论意义。“它主要用于主体的，自我的确认”。[76]对于我们所研究的具体对象，宋代文书学来说，主体认证就是指宋代文书写作者的主体的认同。

从主体身份认证来看，宋代文书的作者群体经历了重要的变化。王安石曾经对这种变化进行了简明的分析：王安石《王文公集》卷三二《取材》曾说：“以今准古，今之进士，古之文吏也；今之经学，古之儒生也。”简单说，就是宋代文书的身份认证反映了时代的变化。古代的文书作者主体是“文吏”，而今天的作者群体不再是那些忙于案牍写作的小文书官吏了。今天的文书主体是“进士”，这里是指广义的有一定身份地位的政府官员与出身较高的文人学士。宋以前的文书主体是“儒生”，汉唐时期有地位的政府官员与有声名的文人不屑于“儒生”们的役形案牍的工作。所谓“班马李杜”这样的大文豪从来不以“奏议”或是“榜文”来扬名，他们以诗歌或是学说来名世。但是宋代文书主体则不同了，他们以“经学”名世，他们是些经学家与道学家，如程朱陆王，张载、周敦颐、当然也包括了唐宋八大家（其中六家是宋人）与欧阳修、王安石等人物，他们对于“文以载道”的主张进行了认同，也就是一种身份认同。我们还可以更进一步扩大这种主体认同的范围，宋代理学影响到社会各个阶层，知识分子特别是政府的各级官员包括下层的文书吏们不可避免地向经学道学的主体认同。这就是一个相当巨大的文书主体身份认同了。正因为如此，才有王安石这一评价。

这里必须回答一个普遍存在的疑问：宋代新儒学内部与外部可谓流派纷纭，他们之间分歧严重能进行这样的身份认证吗？

从时代与见解的差异来看，宋代新儒学的流派之争甚至延续到明清，如自宋仁宗末年即嘉佑年间之后，各种学派纷纷形成，相互争鸣，先后或同时出现以王安石为代表的“新学”、张载为代表的“关学”、二程为代表 的“洛学”、 司马光为代表的“朔学”、苏轼、苏辙兄弟为代表的“蜀学”等。“元佑更化”期间，再次爆发“蜀洛朔党争”。相对来说，朔蜀之间相互攻击较小，而二党与洛党之间的冲突较多，特别是洛蜀二党更是水火不容。洛蜀之间的党争是新儒内部之间的门争。

新儒学之间的派系纷争是政治学术见解的差异，而我们所说的身份认证是宋代儒学文章特别是公文话语的同一性认证。这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公文书写话语是跨越不同政见与学术观念的，因为所有的人要用共同的话语来发言。这种话语就是道统理学，这是共同的。话语是时代的符号载体，古文家各有不同，但是用共同的文体与语言，所以虽然存在差异，但是无论是二程还是苏轼，都是以“道”为共同的话语，而“文以载道”是宋代文书的共同话语，这是主体认证的基础。

正因为如此，主体认证呈出多样化与阶层化，这也是合乎规律的，因为如黑格尔所说认证本身是同一性中的差异性，正所谓同与异俱于一。

主体核心当然是宋代各种流派的经学与道学大家，如唐宋八家既是散文家也多是公文写作的大家。而经学家们当然也是文书转型的代表人物。以“议论文章”为主题的名家名篇不可胜数，文体上则是褒扬道学的政论文，宋人说到本朝人物首推范忠淹，他的《奏乞罢陕西近里州军营田》。王安石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答司马谏议书》，苏轼的《上神宗皇帝书》《奏浙西灾伤第一状》等说理文章都成为千古名篇。如刘攽《赐翰林学士苏轼诏》中赞扬：“卿以词学议论，朕所虚伫”。王十朋《国朝名臣赞·欧阳文忠公》所说“陆贽议论，韩愈文章”，就是称赞其理论文章的贡献。苏轼的《贺欧阳少师致仕启》中将欧阳修称为：“文章百世之师”。苏轼的《策论一》，《上曾丞相书》中说自已：“幽居默处而观万物之变，尽其自然之理，而断之于中。其所以不者，虽古之所人之说，亦有所不取。”苏洵的《几策》、《权书》、《论衡》等都是研究所谓的治乱之策，是为了朝廷之治的书辞封疏。

最具代表性的当然是经学大家们的奏议，这恰是散文史上所不重视，也在文书学中所漏掉的。我们录以备考。仅二程的奏议就相当多，其中程颢的《上殿劄子》《请修学校尊师儒取士劄子》《论王霸劄子》《论十事劄子》《论养贤劄子》《乞留张载状》《谏新法疏》《再上疏》《辞京西提奏状》《谢澶州签判表》等对时文都有较大影响。这里尚没有包括当时的循吏文书，宋代文书数量空前，远超过汉唐，从一个侧面可以看出宋文化的影响之大。

综上可见，宋代文书主体是一个庞大的群体，这一主体的历史作用评价没有得到充分的认识，也是一种事实。特别是对道学家们评价不高，使得他们的声名不彰，以至文章也得不到全面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