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府信任程度是与社会运行及经济发展质量密切相关的一种指标，代表着居民对政府绩效的评价，反映了对政府治理的认可和支持状况。同时，它也是连接微观个体与政府机构之间的纽带，是政府经济与社会调控政策发挥作用的群众基础(孟天广、杨明，2012；徐建斌，2016；罗家德等，2017)。许多文献将政府信任作为分析的逻辑起点，通过考察政府信任对于其他社会经济现象的影响揭示了其重要性。例如，Oh and Hong(2012)通过理论模型分析表明，居民对政府信任程度的提高能够增加其公共产品支付意愿。郑建君(2013)的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公民政治信任与其社会政策参与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相关关系。李新荣等(2014)基于2005年、2007年和2009年的中国城镇居民家庭调查混合截面数据，并采用工具变量估计发现，在经济运行平稳时政府信任程度对于预期通货膨胀水平不存在显著影响，经济运行状况较好时，较高的政府信任水平会导致较低的预期通货膨胀水平，而在经济运行状况较差时二者之间的关系则显著为正。徐建斌(2016)利用CGSS(2010)微观调查数据并采用有序Probit模型分析发现，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居民对政府的信任程度越高则其对再分配的支持和偏好程度也越高。张川川、胡志成(2016)分析了居民政府信任程度与其社会公共政策参与概率之间的关系，结论是具有更低政府信任程度的城乡居民具有更低的概率参加基层组织选举投票，且具有更低政府信任程度的农村居民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的概率也更低。
影响居民政府信任程度的因素众多，相对而言，政府治理绩效在塑造居民信任程度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甚至是主导作用。Wang(2005)认为主要表现为高速经济增长的政府治理绩效是普通居民拥有较高的政府信任程度的决定因素。Yang and Tang(2010)在探讨了影响我国居民政府信任背后的文化传承、社会动员等因素后，发现了居民的政府绩效评价是决定信任程度的最主要因素。胡荣等(2011)从政府决策透明度、社区政务公开、法治环境等角度刻画了政府绩效，发现表现在这些方面的政府绩效对于城市居民的政府信任程度有显著的正面影响。孟天广、杨明(2012)利用2008年中国公民意识调查数据，研究发现居民对于经济增长、社会福利、公共产品等领域的积极评价都强化了政府信任程度，且该结论在那些拥有较高人均福利支出、较低不平等程度以及更低失业率的地区更为明显。高学德、翟学伟(2013)发现在食品安全、抗震救灾和司法制度层面，居民的政府绩效满意度直接提升了其政府信任程度。此外，Rothstein(2003)、游宇和张光(2015)发现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不平等性也会显著影响居民对政府的信任评价。
当然，除了治理绩效这个因素之外，也有文献涉及了经济体制、政府干预以及社会资本等层面的政府信任影响因素。例如，刘勇政、冯海波(2015)结合微观层面调查数据和省级层面数据，运用有序Logit模型研究发现我国财政分权体制对于居民政府信任产生了负面影响，且这种负向影响在农村更为明显。同时，该研究也发现更大的政府规模、更高的腐败程度以及收入不平等的扩大会显著降低居民的政府信任感。陈思霞、卢盛峰(2016)利用1990-2012年世界价值观调查数据(World Value Survey)，分析发现如果政府干预对市场失灵的“减损”效应占主导地位，则政府干预有利于增加政府信任评价，而如果政府干预产生的超额负担超过其“减损”效应，则加大政府干预将会降低政府信任评价。陈思霞(2016)依据地区是否遭受自然灾害作为衡量政府干预政策的外生冲击，并利用2007年和2012年世界价值观调查数据进行计量分析，发现政府支出干预政策显著提高了居民的政府信任程度，该结论得以成立的机制是政府支出干预在微观上扩大了居民家庭收入规模，在宏观上有利于地方经济增长和城乡一体化发展。在社会资本影响政府信任的分析层面，刘米娜、杜俊荣(2013)在CGSS(2005)调查数据基础上，采用多层次线性回归模型研究发现，互助层面的实质性社会资本以及开放型网络层面的形式社会资本均可以促进居民的政府信任感。
鉴于地方政府信任对于维护我国社会秩序稳定与提升经济发展内在动力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本文将分析的立足点定位于地方政府信任层面，并进而将基层审计机关的职能发挥作为影响地方政府信任的一个因素，考察其是否有利于提升社会平均意义上的政府信任程度。本文采用有序Probit模型以及工具变量回归等规范的计量方法，证实了作为基层审计机关工作业绩的审计违规违纪金额与居民政府信任程度之间存在稳健的正向因果关系。当然，也有文献如陈希晖等(2014)在国家层面论及了行政审计和政府信任之间的关联，这为本文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导向。然而，与陈希晖等(2014)所展示的直观理论假设相比，本文将视线从全国层面转移到了县区级基层审计机关，并更加重视通过有序Probit模型以及工具变量估计等规范的计量方法进行客观论证，从而为本文基本结论提供了稳健有效的经验证据。在这个意义上，本文不仅在实践上可以回答基层财政资金违规违纪信息的发布会得到普通居民的积极认同还是消极面对，而且也是对现有文献的深化和拓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