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类型的使用是马克思.韦伯的基本社会学方法之一。在他看来，理想类型是一种理解个人赋予其生活经验意义的方式，这使个体在社会演变的历史时刻与社会组织相联系。定义一种理想类型并不是从统计学角度来确定它的主要形式，而是从当代社会的历史形式中辨别出主要的特征，加以简化，从而赋予它意义。韦伯提出的方法本身并不是目的，理想类型首先是一种知识手段：即我们不能预先知道这一手段的发展是否卓有成效，只有在近似理想类型的现实情况出现之后，我们才能判断它的实证有效性，这也成为了贫困的理想类型学的研究基础。那么问题是如何构建一个理想的类型？韦伯也给出了自己的答案，“一个人通过单方面强调一个或多个观点，并将看似孤立和分散的大量现象联系在一起从而获得理想的类型，这些现象有时以大量出现，有时以少量出现并，这个人根据先前的观点结合现象划分来形成一个理想类型”。韦伯定义了四种理想的类型，直至今天仍广泛用于社会学研究之中：“目的理性”类型、“价值理性”类型、“情感”类型和“传统”类型。韦伯并不研究这些不同类型的统计分布问题，因为他旨不在描述社会现实，而是用以理解与比较不同社会，并确定现代社会的构成特征。

受齐美尔“贫困学”与韦伯“理想类型学”启发，Paugam提出了贫困的三种基本形式：融入型贫困（integrated poverty）、边缘型贫困(marginal poverty)和失格型贫困（disqualifying poverty）。如何韦伯的理想类型，这三种贫困理想类型划分也并不侧重不同贫困类型的统计分布，而借此理解被穷人与社会其他阶层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表1），以确定现代社会的贫困演变与构成特征。

融入型贫困是指传统意义上的社会贫困问题。这种贫困类型往往不是某一特定社会群体的问题，而更倾向于被视为一个区域性或地方性的问题。在融入型贫困的社会关系中，被贴上“穷人”标签的人数量众多，形成了一个广泛的社会阶层，而不是一个严格定义的“底层群体”。他们有着较低的生活水平，但仍处于来自家庭和邻近社区所构成的社会网络之中。在这些地区，贫困是如此普遍，以至于成为相当一部分人口不可避免的命运，他们的贫困遭遇与该地区整体经济发展水平紧密联系在一起。故而，关于融入型贫困的研究一般围绕最广义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问题，尤其关注地域层面的社会不平等现象。此外，融入型贫困并不意味着社会排斥，而是一个贫困被“自然化”的过程。换言之，这类贫困往往对应传统的欠发达地区（农村地区仍然更为普遍）。在贫困地区，当大部分人口都处于同样不利的社会环境时，家庭团结是穷人获取保护与认可的主要支撑，由集体同贫穷来作斗争。由此产生互惠交换，即每个人都需付出与回报才能应对困难。正基于此，因贫困而被歧视的情况较少发生，穷人的社会地位也没有得到较大的下降。

边缘型贫困是涉及社会排斥的贫困问题，是指在集体意识中认为那些不适应现代文明进程、无法与经济增长保持同步并符合工业发展标准的人。与融入型贫困不同，边缘型贫困中所谓的“贫困”或“排斥”仅占人口的一小部分。“边缘”意味着他们只是社会中的一小部分人群；同时“边缘”也意味着残留，通常被描述为边缘群体或弱势群体，这种身份规范的偏差助长了群体的污名化，即戈夫曼所言的 “可耻的差异”。尽管他们只是少数，但其证明了所谓“系统退出者”的真实存在，并可能滋生公众“对进步的幻灭”。在社会经济快速发展中，个体差异性因素（如受教育程度、技能水平）以及收入结构的不平等产生了所谓“掉队的少数人”，贫困群体由人口中较大部分的群体转移为较少部分需要社会救助的人群。这类贫困在经济发达的地区中存在，穷人并不会随着整体经济的发展而消失，事实上，总是会有部分人群处于边缘。也就是说，一个地区的经济快速发展，市场竞争愈发激烈，在某些领域则会出现被淘汰或替换的人。经济发展的使命无助于消除徘徊在劳动力市场边缘地位的贫困现象。因此，我们必须在其中看到贫困在整个经济和社会系统中的位置，边缘型贫困对应的是最小化的贫困，这种贫困可能伴随着对人口中边际部分群体的强烈污名化。

失格型贫困更多的是指社会排斥问题，而非仅仅贫困现状本身，其标志是社会对贫困的认识发生了深刻性的转变。在整个世界范围内，社会保障制度及退休制度建立之前，人们普遍靠进入劳动力市场来规避贫困风险，贫困群体主要聚焦于徘徊于劳动力市场之外的人群（失业者、退休老人等）。之后，贫困群体逐渐聚焦于初入职场的年轻群体。不同于前两种贫困类型，失格型贫困并不指某一特定的贫穷状态或特定人群，而是指一种可能覆盖不同人口层次的过程，而这些人口层次迄今为止已融入了所谓“可自食其力”的劳动群体中。资格剥夺型的贫困过程主要影响不稳定就业的社会阶层，即在收入、生活条件、健康或参与社会生活方面面临越来越不稳定处境的群体。不稳定性/不确定性（precariousness）所造成的所谓“穷人”或“被排斥者”的潜在人数正稳步上升，罗伯特·卡斯特（Robert Castel）称之为“工资社会的危机（la crise de la société salariale）”。工资社会因往往与专业活动紧密相连而具有稳定性特质。个体社会融入的主要方式是专业活动，及个体从专业工作中获得工作身份、相应的物质回馈和社会认可，以及社会保护等多重保证。物质和社会认同是劳动者工作满意度的重要来源，而社会保护则提供一种工作稳定性的保障，使从业者能够不受职场变化而规划自己的未来。从这个意义而言，失格型贫困对应的是普遍的工作满意度下降和不稳定的就业就业。在工资社会的危机中，变相地将工资不足制度化（如“996”、“自愿”加班等），充分经济活动来取代充分就业的倾向。虽然我们一直说贫困是一个多维度现象，但实际上我们仍倾向采用单一货币标准来衡量贫困的演变。即便如此，当下社会越来越多的人面临不稳定性的就业，巨大的房贷压力，不甚满意的医疗保障，日趋薄弱的家庭系统，以及制度化的社会网格中的地位不稳定。对于那些处于这种情况下的人而言，既没有与实际工作付出相应的收入，也没有达到社会救助和补贴的标准。物质的（相对）衰退、个体经济状况的不确定性（即使只是相对的）共同导致了一种不可避免的不安全感、宿命感以及对社会的绝望觉。与边缘型贫困不同，失格型贫困可能会影响整个社会，并演变为所谓的“新社会问题”，威胁社会秩序和社会凝聚力。这一类型贫困最可能基于一系列结构性因素（劳动力市场不稳定、社会联系薄弱等趋势）迸发出一种集体焦虑、冷漠甚至无助感。社会不安全感一旦在集体意识中根深蒂固，伴随的相关社会问题则会接踵而至，而社会经济的不平等往往又加剧了个体的空间失格。具体而言，不同于前两种贫困类型，失格型贫困引起与市场结构变迁紧密相连而导致了排斥的恶性循环，即劳动力市场边缘化及不确定性增加了个体贫困的风险，而贫困经历反过来又使个体更难以实现稳定向上的社会流动。尽管传统家庭保护作用并未完全消弱，但这种家庭纽带对平衡经济及社会不平等可能并无太大作用，反而可能加剧这种劳动力市场中的不平等，常见的代际贫困以及各种二代现象足以证明。他们因无法顺利融入社会而导致地位降级，可能积攒不满乃至愤懑，故而对社会的稳定和谐发展具有潜在的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