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恨歌》是白居易在元和元年（公元806）与友人陈鸿、王质夫到马嵬驿附近的仙游寺游览时，谈及李隆基与杨贵妃之事，有感而作的长篇叙事诗。其讲述了唐玄宗专宠杨贵妃，荒废朝政，随后招致安史之乱，在逃离长安的途中，不得不将杨贵妃处死，在杨贵妃死后找来方士寻找贵妃的灵魂，方士在仙山上找到贵妃，随后贵妃赠与唐玄宗金钗，并嘱咐他不要忘了七月七日长生殿的誓言。对这一故事，本文暂且称为《长恨歌》故事。

《长恨歌》随着《白氏文集》传入日本，但《白氏文集》传入日本的具体时间目前没有定论，大致是日本承和年间（834-848）随遣唐使传入。依据如下：根据山崎诚(2015)，可知《日本文德天皇实录》第三卷仁寿元年九月藤原岳守卒一事中提到“因检校大唐人货物适得元白诗笔奏上帝悦”，但“元白诗笔”有可能是指《元白唱和集》；小南沙月(2017)中写道慈觉大师承和十四年（847年）归国，其《入唐新求圣教目录》中第477号便是《白家诗集六卷》。以上的文献中记载了白居易相关文集传入日本的时间，故而推断《白氏文集》也是在这段时间内传入日本。

在日本，有关《长恨歌》的研究大体可以分为三个方面。一是版本研究，主要研究《长恨歌》与《长恨歌传》之间的关联等。如太田次男(1981)一文中指出《长恨歌》传的英华本较之广记本更加贴近旧钞本；远藤宽一(2008)一文中，探讨了《长恨歌》在日各个版本中文字的细微差距，围绕“旧枕故衾谁与共”一句进行了分析。二是主题研究，主要探讨《长恨歌》的主题是讽喻诗还是爱情诗，如原田种成(1957)一文中说道，《长恨歌》中的“此恨”是杨贵妃在马嵬坡被杀之后，灵魂只能在另一个世界徘徊的恨。而铃木修次(1958)中列举了白居易以及唐代的例子反驳原田，主张“此恨”是“爱”。三是接受研究，主要研究《长恨歌》对中国以及日本文学的影响等，如高桥文治(1990)中简述了《长恨歌》对中国的戏曲《杨太真外传》《长生殿》等的影响。新间一美(1993)中探讨了《源氏物语》以及《平家物语》对《长恨歌》的接受。丸山清子(1956)中例举了《源氏物语》具体哪些地方受到了《长恨歌》的影响。
在中国，也有不少学者研究《长恨歌》在日本接受情况。如文艳蓉(2015)中提到《长恨歌》对日本文学的影响主要分为四个方面：汉诗、和歌、物语、散文：汉诗方面，藤原公任所编撰的《和汉朗咏集》中收录了《长恨歌》中的“行宫见月伤心色，夜雨闻猿断肠声”“春风桃李花开日，秋露梧桐叶落时”“夕殿萤飞思悄然，秋灯挑尽未能眠”等句；和歌方面，平安时代被誉为“女房三十六歌仙”之一的伊势作“皇帝之歌”，后五首为“皇后之歌”，分别模仿唐玄宗和杨贵妃的口吻，以相互唱和的形式刻画了玄宗与贵妃真挚的爱情；物语方面，《源氏物语》中的《桐壶》讲述了桐壶帝专宠更衣，引来其他妃子的妒忌，大臣们也私下议论，将此事与唐朝唐玄宗与杨贵妃的事作比较，桐壶帝在看到杨贵妃的画册时也想到了更衣，但认为更衣的美胜过杨贵妃，随后更衣死去，桐壶帝日夜沉浸于悲痛之中，此情节可以说是借鉴了《长恨歌》故事。散文方面，清少纳言的《枕草子》中，如《树花》中“说杨贵妃对着玄宗皇帝的使者哭时的脸庞是‘梨花一枝带春雨’，似乎不是随便说的”。杨夫高(2013)中列举了《平家物语》对《长恨歌》以及《长恨歌传》的引用，例如在平清盛的女儿平德子成为高仓天皇的皇后，怀孕期间备受妊娠之苦，其凄婉的样子犹若杨贵妃的“玉容寂寞泪阑干，梨花一枝春带雨”，以及后白河天皇曾与他的皇后对着牛郎织女星许下“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的誓言等。

以上研究主要集中在日本古典文学对《长恨歌》故事的接受。其实，近现代日本也有不少优秀作品有对《长恨歌》故事的借鉴与改编。例如1991年由坂东玉三郎主演的歌舞伎《杨贵妃》在日本公演，其故事情节基本上与《长恨歌》故事无异，其中杨贵妃的唱词则是由日本奇幻小说家梦枕貘根据白居易的《长恨歌》改编而成；2004年日本著名作家井上靖的小说《杨贵妃传》在日本出版发行，其中也多次引用白居易《长恨歌》的诗句；而本文的研究对象---日本作家梦枕貘在2004年出版的的小说《沙门空海之大唐鬼宴》，此书中伴随着主角空海在长安解决奇案的同时，白居易也完成了他的长篇叙事诗——《长恨歌》,可以说此书也与《长恨歌》息息相关。以上能说明《长恨歌》从传入日本至今，依旧对日本文学产生着影响。近现代有许多学者研究《长恨歌》故事在日本的接受情况，但是其中内容大多数为与日本古典文学作品的关系，很少提及《长恨歌》故事与日本当代文学作品的关系，对《长恨歌》故事在当代日本的传播研究也较为少见。因此，本文将通过分析梦枕貘的小说《沙门空海之大唐鬼宴》与《长恨歌》故事以及中国据其小说改编的电影之间的关系，并考察该电影在中日两国的传播情况，探讨《长恨歌》故事在当代日本的新的接受形式及在中国的反馈，以此窥察中日交流的新形式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