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上半叶，歌谣研究不仅吸引了一批文学家、历史学者的关注，而且也深受一批受西方文化影响的音乐家的情昧。“清末明初之际，中国的所谓‘新知识界’里面也包括着从事音乐研究的人士。因此对民间歌谣产生兴趣并投身参与的也不仅限于文学一偶。当时的北京大学，除了并入国学门的‘歌谣研究会’和‘方言调查会’等外，其他的学识组织当中就还有专门的‘音乐研究会’。北京之外，则还有早在清末年间就已成立的‘亚雅音乐会’（光绪30年，1904年），‘国民音乐会’（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和后来的‘女子音乐协助会’（民国元年，1912年）等社会团体。”他们从国家命运的角度，以西洋音乐理论反思中国传统的音乐，重新审视民间歌谣对音乐的影响。从学术研究的角度讲，他们对歌谣的看法对当时歌谣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的视野，一种新的认识，从而使歌谣研究充满多样性和丰富性。如果以1937年抗日战争为界把20世纪上半叶分为前期和后期两个时间段，那么音乐家对待民间歌谣的看法表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前期以匪石、陈仲子为代表“反民间”倾向，后期以吕骥、薛良为代表为“继承传统、面向现代”的理念。

（一）1937年以前音乐家对歌谣看法 清末民初，一批怀有报国之志的音乐家走出国门，希望通过学习西方的音乐理论与音乐思想，谱写新的音乐旋律唤醒国民，以求民族的独立、国家的富强。这批音乐家回国后受到当时社会改良运动的影响，认为社会改良不仅表现在国家制度的层面，也表现在民族正音的方面。国家的积贫积弱、国民的颓废不振、军队的不堪一击，其原因之一在于当时流行的靡靡之音、靡靡之乐对国民的影响，造成人们在精神上的不堪一击、不思进取。因此，他们“系统否定了包括民间歌谣在内的现存国乐，认为其既无进取精神而流于卑鄙”，认为中国传统的音乐需要改良，中国的国歌需要重新谱写，中国的军队需要拥有自己的军歌以凝聚军人的力量、提升军人的魂魄而非简单的擂鼓进军、鸣金收兵。而在如何进行音乐改良的问题上，他们认为，应该加强西方音乐在学校的教学，应该谱写具有西方大气魂魄的音乐影响民众，应该剔除传统音乐中的颓废、卑鄙、淫秽的成分。民间歌谣成为他们指责的重点对象。在他们看来，民间歌谣是造成传统音乐之所以如此不振的“罪魁祸首”，是带来民众精神颓废的重要因素。匪石在《中国音乐改良说》一文中指出：

夫音乐与国民之性质有直接之关系，其肇音也卑，其作气也必绥。古乐虽

不可得闻，然模拟其声歌，仿佛其衣冠笑貌，或以高尚，或以慷慨，或以和平，

或以强鄙。是数德者，盖有之矣。若曰直取进行美盛圆满，则吾未斯之能信也。

虽然，犹有此数德也。今日适于我国民智嗜好者，更复何等？昔尝品骘时乐，评

昆曲之辞曰，昆曲如野花，如山人。人因之以弱，国因之衰，然犹不失为洁也。评

悲曲之辞曰，北曲如泥醉，如梦呓，顽人之写照也。评秦声之辞曰，凡乐有七音，

秦得其一。非正也，其为衰也伤，其为乐也淫。心如促，耳如窄，则纯乎亡国之

音矣。评诸杂曲之辞曰，此婢妾之声也，胡为呼来。嗟乎国民，其口其声，而乃若此，其学为奴隶也欤？原夫圣人作乐，所以一国民之感情而已，而又随其修养程

度之高下，以为嗜好厚薄之差异，《乐记》所列琴瑟钟鼓之效，万莫逃之。世有知

者，移其植果于德教，吾知获效必矣。而顾使市井鄙夫，恣为播弄，以斫丧我民良，

灭绝我种性。

由此可以看出，他在民间歌谣问题上持否定态度，认为传统音乐的改革之一就是剔除民间歌谣的淫秽部分，“若放任‘市井鄙夫’继续‘恣为拨弄’，那就不能责怪俳优而当归罪于‘今日言教育者’了”。[2]因此，他发出了“卑隘淫靡若此，不有废者，谁能与之”的质问和感慨。在民间歌谣问题上陈仲子赞成匪石的观点，对传统民间歌谣、俗辞的“低级颓败”倍加指责。在《近代中西音乐之比较观》一文中，他通过对中国音乐和西方音乐进行比较，指出了“国乐”的种种不足，主要表现为声音简单、节奏粗略、曲调陈旧和歌辞鄙俚。在对现存民间歌谣小调上，他认为：

子夏曰：‘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我国文学冠绝五洲。故古之歌辞，

其被入管弦，形诸吟咏者，无不庄严端丽。即元明杂曲，虽稍近纤靡，犹不失为才

人之作。乃近代以来，风俗颓败，每况愈下。现流行歌剧中，如京调之类，音节非

无一二可取者，而俗字俚言，令人欲呕。近来西乐，稍稍输入，如各学校且设有唱

歌一科矣。曲趣之幼稚，固不待言，即其歌辞，乃亦如村婆絮语，意义毫无，声韵

不讲。夫欧西之歌词，大抵成诸素娴文学者，或著名诗人之手。而我国歌辞，乃由

俗伶贱优之以讹传，或任稍识之无者，操刀以从事，安能望其转移风化，发扬民气

哉。

陈仲子对于民间歌谣的观点，发表于北大歌谣征集活动发起之前、新文学运动之外，并没有对后来的文学运动产生很大的影响，但这种观点却体现了同一时期的另一种声音。对于歌谣研究而言，这值得歌谣研究者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