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之后，中国社会转型进程加快，城乡书写成为文学创作的热门题材，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湖北70后女作家同样关注城乡，但不同于创作大形势下乡村与城市纠缠又对立的胶着书写，她们表现出明晰的个人性选择，对城乡的关注呈现两极化态势，要么重构质朴温情的理想乡村发掘人世间的善与爱，要么关注现代化都市挤压下或庸乏或荒诞或变异的现代人的生存状态，而整体看来都市生活关注较多。

城乡书写中的当代立场。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现代化进程的急切追赶，以及各种激进思潮的出现，使得城市与乡村的对立矛盾日趋尖锐，城市化发展必然以牺牲乡村为代价，最终形成乡村“被迫外生”现代化和城市“自发内生”现代化的尴尬境地，面对这两种时空场域，新世纪以来湖北70后女作家创作中的城乡书写呈现出困惑与迷茫的矛盾心态。在陈旭红的短篇小说创作中表现的较为明显，她对乡村的惬意风光与纯善人性的赞扬在著名的中篇小说《白莲浦》中大篇幅呈现出来，短篇小说《亲和酒》将视角转向整个乡村，讲述以世勋大叔为代表的老一辈人合力开展对 “义”、“和”等优秀传统美德的保卫战，感受到威胁，才会进行保卫。陈旭红虽是回避乡村消亡的直面抒写，但通过虚构理想乡村，正从侧面说明现代化对乡村的侵蚀是全面的、彻底的。乡村越优美，越温情，现实便越破败，越冷漠，不禁发人深思。朱朝敏的《闪灵》则更为直接的展示乡村人家长里短里的小矛盾、小幸福，看似是一尊破损塑像 “显灵”化解家庭纠纷的奇异故事，实际上是一颗颗向善向美的人心在闪耀发光。都市生活是70后女作家更为热衷表现的主题，人物命运、人际关系、精神遭际、两性情爱、价值观念等都能在她们的作品中得到回响与解答，如朱朝敏《哀悼乳房》写乡村女孩谷子进入城市之后，在欲望的指使下甘愿用自己丰满健康的乳房换来优越的物质生活，最后她引以为傲的乳房变得干瘪丑陋，对丰满乳房的哀悼也是对谷子悲剧命运的哀悼。谢络绎的《当我面向太阳时》以含着血腥味的故事情节拟构，引导“我”“于困顿绝望处自我救赎的艰难历程和绚丽光芒”；这些作品既不生涩，也不媚俗，时刻展现着女作家们细腻的艺术触觉，坦诚表现城市生活的真实与虚妄，难得可贵的是，其中有些篇章无意批判现代化进程带来的疼痛与创伤，作家的关注点不在都市化的利弊分析上，而是将都市当作一块透视墙，在都市生活的大背景下折射出小人物看似命运无常实则是温情永在的关怀主题。谢络绎的《丁字出头》道出了都市小人物的常态：下岗、贫穷、孤独、痛苦……但现实情境总能笔锋一转，何满冬下岗之后自营臭干子摊位，褪去贫穷外衣；陆丽沉落为孤苦女人，又得到何满冬的扶持与关爱；都市生存何其苦难，但这些小人物互相怜悯，积极应对，共同走出灰暗环境，体现了作者温情的现实人文情怀。

承继传统后的技法掘进。除去朱朝敏少量运用隐喻、象征等现代主义手法外，大部分女作家们忠实运用现实主义手法表达对底层社会的感悟，忠实于现实又超越现实，直击底层人物的灵魂。她们对短篇小说文体的运用也能看到上代人的影子，如陈旭红的主流书写，谢络绎对晓苏的学习与借鉴等。但70后女作家们的写作又不同于50-60女作家们在成熟文学素养基础下进行历史纵深感的分析，她们大多有他乡漂泊的经历，使得她们对现实的观照不再是全景式的总体囊括，而是从细部着手，对鲜活现实进行横向开拓，她们的写作策略是无焦点的，视点大到对一座城市里各种人物散点般的扫描（朱朝敏《列子御风而行》），小到对一个家庭生活流式的吟唱（谢络绎《多声部》）。她们接力了上代人对社会痛点、泪点进行现实性的挖掘，但又回避对时代变迁的“大叙事”，着意现实生活的“小叙事”，表达自我的人生观和价值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