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周期律、治乱循环一直困扰着后世的史家，对其相关的论述更是浩如烟海。上个世纪的数次政治变革中，学术界对传统中国进行了彻底的反思。其中影响最为深远的就是马克思主义史观所主张的封建地主-农民对立论，在这种史观的叙述中：传统中国由于发达的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使得土地兼并现象极其严重。在每朝每代初期由于土地分布相对公平，矛盾较为缓和。但由于中后期政府对兼并放松管制，终于“富者田连阡陌，贫者亡立锥之地”。正如国内上世纪学者们所论述的：“随着井田制的废除，一方面出现了自耕或"卖庸而播耕"的农民，另一方面出现了拥有良田美宅的地主、工商业主和高利贷主。后者凭着手中的货币或权势，在秦王朝"令黔首自实田""尊奖兼并之人"等政策庇护下，疯狂地吞噬自耕农民的土地，并利用土地压榨无地的穷苦农民”；“东汉时，随着土地兼并的日趋剧烈和农民的大量破产，豪强地主的经济力量和政治势力越来越大，对东汉社会发生了重大影响”；“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里，受着地主阶级残酷剥削和压迫的农民，不断地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革命斗争，反对封建制度，反对封建皇帝，反对地主阶级”。基本上史观的背后，折射了当时特殊的政治环境与意识形态，使得这个阶段的历史研究离学术远，而离政治斗争近。正如国内学者程念祺所谈到的：“这不仅掩盖了中国古代土地“国有制”这一历史真相，同时也在中国古代土地占有关系非制度化问题上，制造了一系列关于中国古代经济史的假问题。而对于这些假问题的研究，已经深刻影响了学者和理论家们对中国问题的认识”。

正如王家范所论述的：“要想正确把握中国传统社会农业产权的特点，有两个理论前提必须辨识清楚”，在这里必须明晰的概念就是：一、所有制形态。王家范认为所有制形态（产权形态）应该包括三个方面，①使用权（经营权）；②占有权（罗马法称“收益权”）；③所有权（罗马法称为“处置权”）；二、考察经济因素必须将很多非经济因素放进去。王家范先生的视角为我们解读传统中国治乱循环提供了新的角度，首先作为地产所有权“它在收益权与处置权两方面都不独立…始终受政治权力系统的控制”，因此不能因为土地的使用经营将土地所有权简单归之私有，以至于推导出封建地主兼并引发农民战争这样的政治范式（而非历史学术范式）。正如在马克思《资本论》所说：“如果不是私有土地的所有者，而像在亚洲那样，国家既作为土地所有者，同时又作为主权者而同直接生产者相对立，那么，地租和赋税就会合为一体，或者不如说，不会再有什么同这个地租形式不同的赋税。在这种情况下，依附关系在政治方面和经济方面，除了所有臣民对这个国家都有的臣属关系以外，不需要更严酷的形式。在这里，国家就是最高的地主。在这里，主权就是在全国范围内集中的土地所有权。但因此那时也就没有私有土地的所有权，虽然存在着对土地的私人的和共同的占有权和使用权”。其次，高度一体化的社会结构始终被权力系统所笼罩，包括在对各行各业“生杀夺予”的控制与干预，并在其中占据着无与伦比的主宰地位。最后，在这种社会组织高度一元化的政治秩序中，存在着极为明显的排他性权力（exclusive power）。这种对内的排他性权力从商鞅变法时代就在各地展开，其具体诉求就是抹平国内贵族“宗室非有军工论，不得为属籍。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离间血缘宗族“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瓦解地方性组织“令民为什伍，而相收司连坐”。在这个抹平国内组织资源的过程中，改革最彻底的秦通过对所辖领地人力、财力、物力的全面垄断打造了最有效的政体，从而为大一统的华夏帝国提供了制度安排与政治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