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以来，以义务论和结果主义为代表的规范伦理学一直占据现代道德哲学的主导地位。义务论侧重于责任和（规则），结果主义关注效果，而二者都疏离了个体真实具体的伦理生活体验，导致了个体道德价值与普遍伦理生活之间的紧张与分裂，引发了人们对于这种主流规范伦理学的不满。作为20世纪伦理学领域内最伟大的哲学家，威廉姆斯对传统的规范伦理学进行了颠覆，尤其是对康德主义的现代道德哲学概念进行了批判。康德式的道德概念的核心是责任，而像“运气”这样难以掌控的不确定因素，则被彻底排除在伦理生活之外。“康德认为，运气的好坏不应当影响我们对某人及其行为的道德判断，也不应当影响他对自己的道德评估” 。因为在康德看来，善良意志之所以为善，乃是由于其自身是善的，它与天赋、环境以及行为的结果都无关系，是不受运气影响的。“不管偶然性产生的东西是幸还是不幸，它们都被认为不是道德评价的恰当对象，也不是决定道德评价的恰当因素。” 同样，恶的意志与其是否达到恶的目的也不相干。也就是说，“如果一个行为本会由于其坏结果而应受到谴责的话，就不应该因为碰运气造成的好结果而免受谴责” 。实际上，与其说康德忽视了运气在道德生活中的影响，不如说他选择刻意排除运气的影响。他不能容忍道德上的侥幸行为，或者说他认为在道德上不能冒险。

以康德为代表的理性主义伦理学为凸显道德行为者的主体能动性，将运气等偶然性的因素彻底的排除在道德生活之外。在康德看来，实施道德能动性的能力是每个理性存在者都有的，道德实践能力对每个理性存在者都是开放的。而在威廉姆斯看来，这样一种理论虽然不无魅力，但是它仅仅是提供了一种诱惑，“在面对世界的不公正时向人们提供了一种安慰” 。换句话说，康德努力让道德生活免于运气干扰虽然勇气可嘉，但是不可能获得成功。即使是成为一个好人或圣人，难免都会受到生成运气的影响，伦理生活不可能完全避开运气。而 “ 康德对能动性的理性主义强调并以此作为道德评价的基本依据，使得‘运气’成为一种与‘道德’格格不入的东西。” 威廉姆斯之所以提出“道德运气”这一概念，就是要表达某种自相矛盾的东西，从而揭示‘道德’与‘运气’之间的紧张。

威廉姆斯通过他笔下的画家高更的例子生动的展现了这种“道德”与“运气”之间的紧张画面。高更 是一个颇具才华的艺术家，同时他也是一个关注他人感受的正常人，他想成为一个伟大的画家，并以此为最高人生目标。而为了实现这一人生目标，他选择抛妻弃子，去塔西提岛隐居写生。那么高更是否能为他抛妻弃子选择去塔西提岛的行为做出合理的辩护呢？威廉姆斯认为，只有当他成功的成为了一个伟大画家时，他才可能为自己的行为作合理的辩护。但是，在高更选择的那一刻，他是不知道他是否会成功的成为一名伟大的画家的。也就是说，他在选择的时候是无法为自己的行为做合理辩护的，行为只有在结果发生之后，才能做一个回顾式的辩护。而高更最后是否能够成功的成为一个画家，则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运气，因此我们不得不将运气纳入到行为的辩护之中。当然，并非所有类型的运气都会影响到行为的辩护，在威廉姆斯看来，只有内在于一项计划成功与否的内在运气才与行为辩护相关，例如，高更是否真正具有从事绘画艺术的天赋，而像高更可能在去往塔西提岛的过程中意外车祸死亡等外在运气则于辩护无关。即行为者自身的内在品质才真正决定他的行为选择是否得到辩护。但是即使是行为者自身的内在品质，或者说，行为者自身的意志，在一定程度上也受生成性运气的影响。甚至“不管运气是否是生成性的，是否影响了一个人的决定与道德的关系，或者只是影响了一个人的行为的最终结果，运气对于道德生活来说都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因此，在威廉姆斯看来，道德免于运气的这样一种现代道德概念（主要是康德式的道德概念）本身就是一种病态的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