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云:“学则须疑”，拥有创新能力的人必然具备敢于质疑的精神。陶先生的著作题目定为“新论”体现出大胆的质疑精神和勇于创新的意识。

鲁迅作为20世纪的文学泰斗为人所景仰，在第十一章陶先生用了一整节的篇幅充分论述了鲁迅先生在小说创作、文学理论方面的伟大建树，并称赞鲁迅先生“开中国现代小说之山，且一跃而臻高峰，这在中国小说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2] 但陶先生尊崇大家却并不迷信权威，在学术专业面前保持着可贵的冷静与理性。在第二章关于小说的起源一节，对于鲁迅先生提出的“神话说”、“休息说以及学界主流观点“劳动说”，陶先生给与了大胆的质疑。打破沿袭已久并被公认的文学观念绝非易事，况且是被文学界泰斗级人物确认下来的观点，这样的质疑与挑战，确实是在考验一个学者的学术勇气与求真胆识。在文中，陶先生就所疑观点作了条分缕析、鞭辟入里的批判，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步步深入、有理有据，说服力极强，并在此基础上大胆指出鲁迅先生的观点在某种程度上可能存在的偏颇，并边破边立，让“小说来源于生活”的观点深入人心。

质疑是学术创新的重要基石，创新是学术进步与发展的动力源泉。陶先生的著作中，创新之见有如星星之火遂成燎原之势。谈及小说的要素，时有创新之见。谈到人物，陶先生别开生面地将小说作品中拟人化的动植物甚至无生物归纳到“人物”的范畴，体现出一种不拘一格的宽广的学术视野。关于环境，学界一直有“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两分法。陶先生一反传统，提出“硬环境”、“软环境”和“巧环境”三个概念，让人耳目一新。不仅概念的使用别出心裁，内涵区分上也更见明确与细致。硬环境是指“自然环境、物质环境以及人物活动的具体场所和与之相关的具体实物以及气候，具有空间性、客观性、实体性，相对来说是小环境”，是显性环境。软环境是指社会环境，即通过心灵感知和意识认知到的时代背景、文化氛围、政治制度、风俗习惯等，具有精神性、抽象性、虚体性，是大环境。软环境因其隐含更为重要的意识形态的信息和文化因素而在作用上明显高于硬环境。概念的界定与比较清晰准确，令人信服；更为惊艳的是“巧环境”这一新概念的提出，生动、鲜明、名实相符：“通过虚构和典型化与人物活动巧妙结合的典型环境”，一个“巧”字蕴含“巧构思”与“巧搭配”之意，陶先生戏称由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的“巧实力”仿词而来，严谨之中不失幽默，持重之中不失风趣，彰显出一代师者本色学者风范。而在对中外学者关于“人性”与“阶级性”的观点作了充分周翔的辨析后，陶先生摒弃陈规俗见，提出了“所谓阶级性，是人性的一种‘自我异化’”的观点，一语惊人，显示出学术研究独立尖锐的思想锋芒。诚如先生所言“创新是小说创作的生命”，创新也是学术研究的灵魂与人类社会进步的不竭动力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