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小说创作理论在表达方式上往往表现为两种形态：感性的经

验表达或理性的逻辑阐释。前者情感充沛饱满，知识勃发，才情灵动，但因缺乏分析思辨，视野的相对局限，因而无法统摄复杂的小说创作实践；后者强大的思辨力量虽然能够提升读者对小说意义的理解层面，但遗憾的是，理论的束缚下一些原汁原味的阅读体验却被挤压或舍弃，影响了小说创作诗化的传达，小说创作自身鲜活的魅力也被淡化了。

陶先生在小说创作理论的表达上有着自己独特的话语方式。这种话语表达方式既克服了传统创作理论的直觉式、印象式点评的随意；也摆脱了现代理论阐释的系统化、逻辑性、理性化的刻板抽象，努力呈现一种理性和感性相融合的“通情的理论”。这是一种回归到文学自身的理论言说，一种富有感性肌理的理论，感性的灵光在逻辑的框架内闪烁，浸润着个人体验的表达洗去了理论的灰色铅华。与此同时，理性的结论也没有被琐碎具体的场景所湮没，而是既保留了文学自身鲜活的血肉筋骨，又水到渠成地将小说的原理与意义凸显出来。

陶先生是一位学者型作家，凭借个人的创作感悟体验与学者的理论文学修养，实现了理性和感性两个世界的有效沟通与融合。如最后一章谈到莫言奇崛独特的言语艺术，尤其是谈及其言语的狂欢化时，陶先生称这是莫式言语：“所谓的莫式言语，就是奇崛诡异、汪洋恣肆、感觉喷张、意识飞扬、纵横捭阖、盘根错节、鱼龙混杂、泥沙俱下、大胆无礼、百无禁忌、像激流、似瀑布、如焰火、犹合奏，具有强烈的刺激性和审美张力，是一种强势的言语。它漠视语言常规，亵渎语言传统，又基本上不失去语言法则，在语言规则的笼子里长袖善舞，恣情狂舞，将言语的张力和潜能发挥到最大化；它游移于语言规则的边缘地带，偶有冲犯也不失大雅，无伤大体，令读者耳目一新，拍案惊奇。”在这段对莫式言语的界定中，先生一气呵成，一连使用了十个成语和三个排比比喻句来彰显莫言语言强烈的刺激性、强势的力度感与耀眼夺目的艺术美，赞美欣赏之情溢于言表！这分明也是先生的汪洋恣肆的语言狂欢，在这一点上，恰与莫言先生心有灵犀、惺惺相惜。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同样感受到了先生理性辩证的思维成果：既客观呈现了莫言对语言规范的挑战与冲击所带来的的陌生化效果，又准确捕捉到作者在语言规则边缘地带的“游移”立场（冲击却又不破坏语言规则，不失大雅、无伤大体。）语言之度的拿捏全仗作家的非凡的语言能力与功底。先生将感情贯注笔端，让理性的概念界定焕发出了感性的神采，莫言语言的意义和韵味在他极具个人化的阐释中获得了鲜明的姿态。

这种充满了文学灵性的理论言说方式，突破了常见的“僵死”、 “刻板” 、“艰涩”、“玄奥”的理论表达拘囿，使得读者充分体验到文字的美感与情感激荡，不必经过复杂枯燥的逻辑推理、分析、判断便可直抵我们的心灵之所，实现了阅读的快乐与精神世界的提升，此作实乃为理论性与可读性完美结合的范本。“达到理论世界与文学世界紧密相连，心灵世界与现实世界紧密相融，这是目前在图像时代小说创作理论语言寻求突破的一个理想的方式。”[7]陶先生的理论话语方式正是朝向这一方向的，这种辉映着感性灵光的理论语言也尽可以展示汉语无与伦比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