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域外各国立法例，债权质押中通知的效力可分为两种。其中一种效力是，通知作为债权质押设立的要件，如《德国民法典》第1280条等。第二种效力是，通知产生对抗债务人的效力。在这种模式下，按照立法技术，可再分为“一元概念”和“二元概念+准用规范”两个子模式。“一元概念”模式下，债权让与与债权质押适用统一规则，如《美国统一商法典》和《贸易法委员会担保交易示范法》。“二元概念+准用规范”模式下，民法典对债权让与和债权质押分别进行规定，但债权质押可参照债权让与的部分规则适用，如法国、日本以及我国台湾地区的民法。

我国《物权法》并未将通知作为债权质押设立的要件，采用的“二元概念”模式。但是，对应收账款质押的规定，既欠缺与通知对抗债务人有关的规定，也欠缺衔接两者的准用性规范。学界的主流观点认为，债权质押的设立不需要通知债务人，但通知能够产生对抗债务人的效力。司法实务中，法院对此也持相同的观点。最高院认为，通知能否约束或对抗债务人，应以出质债权真实存在为前提。

笔者认为，债权质押通知产生对抗债务人的效力。因为通知可以告知债务人债权被出质的事实，从而提高债务人的注意义务。但是，笔者并不同意通知能使债务人确信出质人已经丧失受领权利的观点。理由就在于，即使通知了债务人，只要债权上的质权未满足或无法满足实现之条件，质权人也无权要求债务人清偿债务。所以，债权质押通知的效力可参照债权让与的规定，但两者无法实现真正的统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