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四大文明中，中华文明是唯一从未间断过的一种文明。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不仅滋养着千千万万的中华儿女，也通过各种各样不同的形式走出华夏大地，在不断的对外传播中促进了世界文化的发展。

上至先秦时代，西晋年间出土的战国竹简《穆天子传》是目前已知最早记有中外文化交流的文献。西周穆王西游昆仑遇王母，两人相谈甚欢并互赠礼物。周穆王完成了一次非常友好的对外交流，这既开拓了周人的视野，也促进了中原与西域的文化互通。尽管我们不知在此之前的夏商王朝，甚至更早的炎黄时代原始社会中外是否还有类似于此的文化交流，也不知道穆天子之后的统治者是否还延续先人的脚步加强中外联系，但有一点不可否认，在中外文化传播过程中，和平交流是主流倾向。

之后，周室衰颓，群雄争霸。春秋战国，诸子百家和史书记载的大都是人伦义理、攻伐之策，对中外文化交流方面的关注微乎其微。强秦早夭，两汉一统。强大的汉帝国在武帝一朝便两次派遣张骞出使西域，开通了陆上丝绸之路，为中华文化的西传和发展提供了机会。随后，佛教传入，甘英奉命出使大秦。此两者都为盛世中的汉人展示了一个全然不一样的西方世界，也为早期欧洲人描摹了一个富庶繁华的东方帝国。

魏晋南北朝五胡乱华，战乱频仍。战争推动了人口的流动，在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中外文化的交流。但若和大一统环境下的唐王朝相比，这点文化交流不觉间便黯然失色。由遣隋使发展而来的遣唐使，将中国与日本、朝鲜、越南等国紧紧联系在一起。尤其是中日之间，通过遣唐使，两国进行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文化交流，堪称世界文化交流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日本延续近三百年的遣唐使活动将中国先进的制度、技术、文献、文字和宗教等文化产物带回日本，极大地促进了日本社会的进步。如果说玄奘出使西域求取佛经是引入外来宗教，那么鉴真六渡扶桑，传播律宗，便是佛教中国化后外传的显著表现，而成为中华文化外传的重要一例。

两宋疲于对抗金、蒙，内忧外患，应接不暇。元问鼎中原，西征东欧，东伐日本，东方世界的璀璨文化在蒙古铁骑的刀光剑影中铺散开来，一本《马可·波罗游记》为西方人描摹下一个遍地黄金、繁华富庶的神奇国度，以致于后世者不惜背井离乡，以寻找世界的东方。

元灭明立，中国的社会空前集权，但封建制度却也不可避免地走向末世。明初也实行开放政策，郑和七下西洋，最远将中国文化的足迹带到了东非。在这规模空前的对外交流过程中，郑和将中华帝国的强盛之音远播南亚和东南亚地区。而随后屡禁不止的倭乱，直接导致了明清两代的闭关锁国。尽管封闭政策阻断了绝大部分的中外文化交流途径，但明中后期以来，等一批传教士还是担起了沟通中外文化的传播者角色。他们一方面为中国引进先进的西方科学技术，另一方面也将中国的《论语》等一批文献经典译入西方世界，让欧洲人看到了一个满怀儒家义理思想的礼仪国度。

而及鸦片战争、列强侵华，以往文化精深、经济繁荣的东方帝国在西方人坚船利炮之下已然沦落为封建顽固、保守自闭的时代落伍者。即使是千百年来，时刻以华为师的日本也打出了“脱亚入欧”的口号，试图摆脱中华文化的影响。中国文化大国的地位遭到了质疑，直到改革开放，恢复中外全方位的交流，中国文化的传播才又进入正常轨道。

回顾中国文化传播的历程，历时可谓漫长，内容可谓丰富。从器物、技术等的物质文明，到律法、科举等的制度文明；从茶酒风尚的行为文明，到儒家义理的精神文明。享誉中外的四大发明、闻名于世的中国儒教，中华文化从古自今就给世界展现了一个神奇多彩的东方世界。然而，正如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所描述的那样，中国这样一个高度文明发达的国家，为何有辉煌灿烂的过去，而没有光彩夺目的当下？中国为什么在近代落后了？我们作为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主体之一，李约瑟难题不由地提醒我们思考中国文化在传播过程中所存在的一些问题，结合专业背景分析新时代下中国文化传播的现状，鉴往知来，促进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和内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