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言话剧的兴起源于广泛的群众基础
话剧这一舞台表演形式最初在20世纪初传入我国时，带有非常强烈的战斗性，尤其是作为一种外来舶入的表演形式，本身就带有对于旧民主主义、封建主义的冲击作用。为了能够更广泛的适应我国人民的审美需求以及精神需要，这种外来的艺术形式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得越来越民族化、大众化。尤其是自解放以来，很多省市（自治区）都成立了当地的话剧团，使话剧这种艺术形式得到了更多群众的认同与喜爱。但在话剧如火如荼发展的同时，不得不认识到话剧舞台上所使用的语言大部分都是普通话，虽然大部分的北方地区以及大中城市，普通话的普及范围较广，但在一些南方地区以及农村地区，农民日常使用的语言仍然是以方言为主。语言的限制使得话剧的活动范围大部分是局限在大中城市，能够走进剧院欣赏话剧的也多是一些知识分子，使得话剧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成为一种小众艺术。针对这一问题，我国的戏剧界学者展开了多次的研究与探讨，如何使话剧更加地方化、大众化，如何使话剧为更为广大的人民群体所接受，成为了方言话剧产生的主要推动力。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方言话剧的演出始盛，这也真正推动了话剧下乡的进程，使话剧能够深入到广大的农村腹地，能够更好地发挥话剧在最初兴起时所承担的社会主义教育与文化传播的历史使命。
而从方言话剧从八十年代年代到今天的发展来看，虽然各地的方言话剧会存在一定的地域局限性，但对于各个具体地方而言，方言话剧自身的亲和性和亲切感使它更容易被地方群众所接受。从这一现象中也能看到方言话剧具有坚实的群众基础，早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在福州地区五年内所出演的八台方言话剧中，有两台的演出数量超过了一百场，其他六台的演出数量也都超过了五十场。这些数据表明方言话剧拥有着自己的受众群体，对广大的观众而言，在话剧中听到与自己熟悉的方言俚语会产生亲切感，从而能够真正地将自己的日常生活和体验与这一艺术形式发生强烈的共鸣，这使得方言话剧的发展有了更大的受众面，形式和内容也越来越多样化。
（二）方言话剧的地域艺术魅力
目前方言话剧的推广在一定范围内得到了肯定，专家学者以及普通观众也不再只纠结于方言话剧与普通话推广之间可能存在的冲突，但也面临着新的问题和挑战，一些人简单地将方言话剧与“庸俗”挂钩，认为方言话剧相较于其它话剧更为低俗，在内容和形式上表现出的艺术价值和艺术水准都比较低，这无疑是一种偏见。事实上，方言是地域文化的外在体现，方言承载着一个地区人们独特的思维方式、情感方式、表达方式，绝不只是交流的工具。[1]方言话剧也并不是简单地将普通话改为方言的一种语言“翻译”过程，无论是从话剧内容、语言形式，还是从舞台表现方面来看，都要进行一定的地方化艺术加工，使方言话剧具有着很强的地域魅力。
有学者指出，方言就是我国“舌头上的文化遗迹”，方言中的一腔一调，都凝聚和表达着历史长河中民间最为朴素的文化和思想，因此，对于方言话剧而言，与其说是“庸俗”，不如称之为“通俗”。方言话剧与平民百姓日常的柴米油盐息息相关、与街头巷尾的家长里短水乳交融，所以其更接地气、更容易赢得观众们的广泛认可。尤其是对于当地的观众而言，他们可以通过方言话剧，更加直观地感受到贴近自己日常的鲜活生活，再加之乡音所带来的天生的亲近感，让观众很容易进入到话剧所营造的情景当中，形成更加强烈的情感共鸣以及剧场效果。而即便是对于一些非当地人的受众群体来说，如今的方言话剧也逐渐增加了字幕的形式，利用字幕的形式可以帮助不熟悉该方言的群体来了解和欣赏话剧内容，从而通过话剧来感受当地独特的人文风情和文化气息。
随着时代的发展以及方言话剧的成熟，近些年来我国也不断呈现出一些优秀的方言话剧。例如河南方言话剧《老汤》、武汉方言话剧《杠上开花》、开封方言话剧《宣和画院》、重庆方言话剧《三峡人家》以及陕西方言话剧《白鹿原》等，都是非常出色的方言话剧，不仅在当地得到了很高的关注，而且还被邀请到外地来进行话剧巡演，均获得不俗的口碑。而四川人艺用四川方言排演了老舍的经典剧目《茶馆》，自1957年该剧本问世以来，六十多年来除了北京人艺，还没有其它剧院排演过该剧。茶文化与巴蜀文化的精华本就相互融会贯通，于是用四川话重新演绎这一作品则有种自然为之的适配感，四川方言中的幽默感和老舍语言本身的幽默相契合，两者的有机结合为观众提供了耳目一新的感受。四川市民文化和北京市民文化之间的这种对比和补充过程，引领着每个观众对过去文本进行了重新解读，并做了在这个时代背景下的重新审视。事实上，在普通话已经在全国范围内推广的大背景下，很多地方仍旧将方言作为自己的常用语言，不同地域之间的人们也会对各地的方言感到好奇。方言这种带有不同声调、抑扬顿挫之感的语言形式，能够弥补普通话在表现上过于平淡的短板，使各地区的地域文化特色更加突出，而且也为情感的表达和抒发提供了更为丰富多彩的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