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农民创业的内涵
国内关于农民创业的界定尚未这成共识，学者们的侧重点不同，所作的定义也存在差异，总体而言呈现出如下几种思路。一是凸显创业者对创业机会的把握及创新（周蓄华，2012) ，如昊昌华（2008）对农民创业的界定为：“识别、开发与利用机会能力强的农民在搜寻与开拓市场的基础上，通过重组现有要素、创新经营方式及开辟新的生产领域，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与扩大劳动力就业的目标” ；二是注重“农村”或“家庭”的载体作用，如郭军盈（2006）将农民创业定义为“农民依托家庭组织或创立新组织，投入一定的生产资本，依托农村，通过扩大现有生产规模或从事新的生产活动开展新的事业来这到积累财富和谋求发展的目的的过程” ，韦吉飞（2010）则融合前两种观点，将农民创业界定为“农民依托家庭，组织城乡资源，开展基于增加财富或者谋求发展机会等目的的商业经济活动” ；还有一种思路则强调“农民创业是一个价值创造的过程”，如罗明忠（2012）认为农民创业者从事个体工商经营、创办企业及基于市场销售目的的规模或特色种养、加工等价值创造的过程均属于农民创业的范畴，这里的“价值创造”涉及财富的增加与个人理想的实现。不难发现国内的研究重视创业者的农民身份和主观能动性，一定程度上更利于深入剖析农民创业机理。
（二）农民创业影响因素
近年来，农民创业研究从不同视角进行创新和拓展，现有的关于农民创业影响因素的研究涉及面较广。 傅春和朱明芬（2010）对一般环境因素，家庭环境因素，个人素质因素和农民资源禀赋对创业行为的影响进行了精准的概括和总结。郭红东（2012）研究了企业家氛围和社会网络对农民创业意图的影响以及社会网络，社会技能和农民创业资源如何取得之间的关系。 可以看出，学者们基本上同意个体因素和环境因素对农民的创业行为具有重要影响。就农民的创业动机而言，罗明忠（2012）认为，在复杂多变的农村环境中，生存需要是农民创业的主要驱动力，但实际上个体特质、家庭状况及客观环境等因素都将影响农民的创业动机。另一些学者认为，农民创业的动机正在从生存型动机转变为机会主义动机。 不同类型动机的创业活动在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和解决就业方面的作用存在显著差别。 与生存型创业作比较，机会主义创业可以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通常生存时间更长，创新能力更强，并同时对经济发展产生更积极的影响。一般而言，创业者经济条件较差时经济性动机会更强，经济状况较好时创业动机会变得更为复杂，且社会性动机将进一步增强（罗明忠，2012）。对于农民的创业援助，不仅要鼓励创业者选择通过缓解资金约束，减轻创业成本负担，提供商业支持服务等三个方面进入，还要考虑农民企业家把握创业机会的能力和他们的创业意志，支持和帮助其形成创业意愿，以刺激农民产生现实的创业动机。
家庭是农民在经济、情感等多方面的利益共同体，农民的创业资源可以拓展到家庭范围，家庭成员与生俱来及后天获取的资源、能力和技术通常可以被每位家庭成员所利用（罗明忠和罗琦，2016），家庭资本是农民个人禀赋的外延。因此，农民的个体决策行为将受到家庭资本状态的影响和制约,进而会基于家庭资本的丰裕程度做出是否创业的决策（石智雷和杨云彦,2012）。在经济转型时期，制度环境的建设仍不完善，此时拥有社会精英家庭背景的农民创业者从现有系统中获得资源和利益更加便捷，公司面临的政策环境同时得到改善，并优先考虑税收，土地，信贷和行业准入条件。（吴文锋等，2008；罗党论和刘晓龙,2009）农民创业的动机不仅受到个体主观特质与外部客观环境的影响，同时还受到其所在家庭结构特征的制约，比如资源相对丰裕的社会精英家庭成员更可能出于社会性动机而创业，而资源相对匮乏的人力残缺家庭更可能出于经济性动机而创业，家庭结构的异质性将产生差异化的创业动机(杨婵,2017) 。
（三）农民创业是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
现实中，人们关注更多的是乡村振兴对农村创业和产业发展所带来的巨大机遇，殊不知，农村创业同样也能为乡村振兴战略的顺利实施提供强大动力。在组织发展的不同阶段，妥善利用社会网络中的关系，选择合适的策略，推动农民工返乡创业互助组织发展，是实现返乡农民工成功创业驱动乡村振兴的重要前提。支持农民工返乡创业，有利于以产业兴旺引领乡村振兴，推动更多人才、技术、资本等要素向农村聚集，为农村地区开辟新的就业渠道，培育“三农”发展的新动能。我国在不断发展实践中涌现出了合作社领办型、创业平台助推型、美丽乡村引领型、龙头企业带动型、乡贤返乡兴业型等五种助推乡村振兴的典型农村创业模式，各种模式具有不同的内涵特征和结构要素，政策要素、平台要素、产业培育要素、资金要素和人才要素等因素相互作用，决定了农村创业的形成过程及其成效，进而推动了当地乡村振兴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