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回望国防制度，军事人才的培养方式的变化
前几年，如果想成为一名部队编制内的军事人才，可通过义务征兵入伍、报读军事院校入伍、军事院校委托高校培养军官入伍（简称：国防生），军事院校委托高职专定向培养士官入伍，军队文职入编。
直到2015年，根据军队改革有关部署，经教育部、总政治部有关部门批准，全军和武警部队选拔国防生高校全部为“985”“211”院校，提高了国防生培养对象的门槛起点。再到2017年起，国家停止从高中毕业生、大学在校生中招录选拔国防生，把为军队输送优秀人才的起点放在大学毕业生上，解除了国防生制度。至当前，所有的定向招录、全程培养基本调整为面向地方院校毕业生直接选拔招录，并且建立健全了相关配套政策。
回首国防生制度改革，从合作培养，到全面走“读完大学、再服兵役”路子。[黄相亮：《回望国防生制度：早在2015年制度就开始改革》，中国青年报，2017年]这样政策调整，正如官方国防部新闻局所言，为了进一步拓展军民融合培养军事人才的路子，广泛地利用国家教育资源，为更多地方优秀人才进入军队提供宽阔平台。
（二）对军民融合的重视程度增大
2016年1月1日，由中央军委发布的《中央军委关于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的意见》的第二项内容改革的总体目标和主要任务中，在第八款指出要着眼形成全要素、多领域、高效益的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格局。此次的改革意见中，军民融合再次展示国民对其重视程度。
（三）对军事法学人才的需求扩大
近年来，国际环境不断动荡，一些国家不断在钓鱼岛、南海、台湾等岛屿归属和海域划界问题上挑起事端，更甚者是近期的香港问题。这时候法律战的作用就尤为突出。优秀的军事军事法学人才将会在他国企图干涉我国岛屿领土争端的事实揭露，指出其行为的非法性，为“领土一直以来为我所有”提供法律依据，以免对方抢占了舆论先机。只有充分发挥军事法学的作用，确保在法律上站得住脚，才能在国际舆论上处于优先地位，才能做到师出有名。
但是，我军编制的专门军事法治人才，仅包括军事立法干部、军事司法干部、军队律师、保卫干部、军队监察干部等几类，编制员额均远低于美军、俄军等，规模数量难以满足依法治军和我军遂行任务的需要。而军事法治人才只靠军队院校自主培养与依托高校教育培养。军事院校自主培养成熟快，数量少，且法律研究深入程度不如地方政法学校强，再者，2017年的国防生制度的消除，依托高校的路径也变窄。因此，在军事法律方面，“人才需求量大，供给少，供少于求”的情形已经变成常态。
（四）对军人退役后的安置
2018年4月16日，退役军人事务部在北京正式挂牌。截至2018年底，全国几乎都成立了省级退役军人事务厅（局）。近一年来，退役军人事务部落实8万多名军转干部、40多万名退役士兵、2400名复员干部、9000多名军休干部和退休士官安置的任务。退役军人事务部首次将123家中央企业全覆盖纳入到年度退役士兵计划安置单位，提供1.5万多个岗位。 并出台了“四个放宽”“三个加强”等倾斜政策。
国家努力拓展退役军人安置渠道，出台优惠政策，包括促进退役军人融入社会，鼓励与支持学习社会技能，或者支持其利用军队所学的特殊技能贡献社会等这一系列行为，均标志着军民的进一步融合。
那么，军人退役与军事法学人才的培养究竟有何关系？笔者认为，大量的军人退役，正好有助于解决军事法学人才的稀缺。例如鼓励退役军人学习法律，专研法律，或者提供部分退役军人在法律高校的讲师职位，发挥其丰富的军事理论的作用，为优秀的军事法学人才授予军事理论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