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部中，意外撞见妻子和邻居老高的奸情之后，此时已改名为“吴摩西”的杨百顺的心理状态颇值得关注：“现在事到临头，吴摩西首先不是气愤，而是六神无主，不知该怎么应对；倒是突然一阵反胃，浑身抽搐，蹲在地上。” [12]他的懦弱和手足无措在这里跃然纸上。但经历告诉他，软弱只能让他生活得更糟，于是他想学着使用“计谋”对待这桩奸情，他不想自己动手杀人，他想接回老高那个一生气就犯羊角风的老婆，来个“坐山观虎斗”，借刀杀人。下部中，牛爱国陷在与妻子庞丽娜的情感困局里，同学李克智教他以“拖”的办法来对付庞丽娜，但他心里很清楚这办法说到底还是一个“赖”字:“世上赖鱼行，赖人如何长久?说起来也不是怕庞丽娜，还是怕离开她；也不是非跟她在一起，而是离开她，连她也没有了；或者，连怕也没有了；与她说不上话，离开她，连话和说也没有了。怕的原来是这个。一切不在庞丽娜，全在自己。” [13]由此可以看出，之所以拖着不和庞丽娜离婚，除了有对自身利益的现实权衡之外，牛爱国内心真正害怕的是寂寞孤独：一旦和庞丽娜离了婚，他“连话和说也没有了”。牛爱国敏锐地认知到自己的真实处境，所以怯于改变。庞丽娜和小蒋的奸情被证实后，他在极度郁闷中要杀人的醉话又被反目成仇的朋友传得尽人皆知。此时，原本这世上最能化解他的烦恼和忧愁的朋友的话却一瞬间变得无比狠毒:“话走了几道形，牛爱国没有杀人，但比杀了人心还毒。这话毒就毒在这个地方。” [14]妻子背叛、朋友反目、言语阻断、人心隔膜，生活在当代语境下的牛爱国和七十年前生活在民国时期的“姥爷”吴摩西面临着相同的孤独处境，无处安放自己的心灵。他没有更好地拯救自己的办法，他自身储备的精神力量让他无法面对也无力承担自己的孤独，只有逃离才能暂时让他摆脱痛苦，从而避免由于内心的混乱而导致的疯狂和毁灭。
更为重要的是，审视杨百顺(吴摩西)、牛爱国的精神世界，我们发现他们都原本善良，富有良心，但这种“良心”在恶劣的生存状态下，却往往被视为懦弱的表现，甚至是阻碍生存的不利因素而遭革除。在经历了磨难和背叛之后，“吴摩西一下觉得自己长大了。也一下发现自己的内心，还有闪亮的一面；原来闪亮的一面，就是狠毒的一面。也许以前没有，是吴香香和老高，一个是自己的老婆，一个是自己信得过的朋友，手把手教会了自己。过去是个死心眼，现在终于活泛了” [15]。本该被视为美德的“良心”，在残酷的生存现实里却被视为不适合生存的“死心眼”,而“狠毒”却被视为自己内心“闪亮的一面”。在经历了妻子的背叛和朋友的反目之后，原本善良的牛爱国心里不断地产生想“杀人的冲动”。在全书接近结尾处，牛爱国在那张被辗转保留下来的教堂图纸的背后看到有两行字，“恶魔的私语”与“不杀人，我就放火”，顿时心有戚戚焉。在现代中国人的意识中，良心已被“不杀人，我就放火”的怨毒之心所泯灭，这是一种何等令人震撼和发人深省的精神变迁!在传统中国的信仰体系中，良心一直是一种重要而独特的存在。从某种意义上来看，良心即是对一种“优美的灵魂”的向往和内心设计，但它看不见摸不着，它自以为具有的那种内心确定性在别人看来却是最不确定的，别人只有它作为一种义务实现了才给予承认。于是，我们看到，作为一种相互理解、相互承认的“共识”，人们若以良心为前提和“保证”来进行交流，它首先需要上帝或中国的“天”在人们沟通与和解时是一种不言自明的预设条件和最大公约数。[16]而在现代中国，随着老汪和老詹这样的传道者的离散，不论是中国的“天”，还是西方的“上帝”，这个预设基本不存在了，人们之间的交流没有这种“最大公约数”，于是真正的沟通与和解也几乎不可能，而中国传统社会为儒家思想和人伦体系所稳定了的人间秩序在近百年来已被基本抛弃和打破，《一句顶一万句》看到并写出了近代以来在现代中国语境下，杨百顺、牛爱国这样的普通中国人的精神困境和内心孤独。
一般来说，孤独大体可以分两种:一种是具体的、形而下的、社会学意义上的孤独，这种孤独可以通过友谊、亲情等社会性活动来加以克服，加以慰藉；另一种是抽象的、形而上的、哲学意义上的孤独，它来源于孤独者对社会、自然或人的终极性关注、思考而不得的困惑与迷惘，且这种孤独似乎与生俱来，到死方休，无法克服。《一句顶一万句》中所呈现的普通人的孤独大体上可以归属于第一种，但亦有第二种孤独的闪现时刻。上部中杨百顺时时困惑自己“该往何处去”,下部中牛爱国焦虑的是面对一团糟的情感生活“究竟该如何是好”。“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大都书写的是第二种，即知识分子的孤独。在《一句顶一万句》中所书写的这个由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转化的转型期里，知识分子往往按照自己的理想和要求来想象和批判社会，但他们的这种理想又并不是整个社会普遍的价值观念，知识分子并不能通过与社会人的具体交往方式来摆脱自己的孤独，他们只能以一种文化的方式，在知识分子之间进行交流，从而达到精神的释放。“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一个重要的内容便是表现知识分子的这种孤独感，尤以鲁迅的小说为代表。与此同时，在这些小说中，普通中国人(贱民的)的精神世界是被以落后的丑陋的国民性的面目呈现并进而受到批判的，现当代文学的写作者们对他们的一般态度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他们意识到了他们和《故乡》中的“贱民”闰土之间的隔膜，但骨子里居高临下的精英意识使得他们始终未能真正走进贱民的精神世界，未能真正体会他们精神世界里的喜怒哀乐以及孤独感。同是书写生活在底层的贱民，区别在于:闰土们在启蒙知识分子的笔下是不可能产生孤独的体验的，因为在启蒙者看来他们的精神状态是麻木的、蒙昧的，他们有痛苦而不自知，他们的精神世界尚有待启蒙者去唤醒和开拓，或者他们只是围观启蒙者受难的一群无脑的看客和全无心肝的乌合之众；在随后而来的左翼叙事和“十七年文学”中，原本属于贱民行列的劳苦大众此时被视为代表新思想和新生力量的进步势力，他们的形象一反之前需要被启蒙被拯救的角色安排，一跃而成为引领时代前进方向的伟大、光荣、正确的叙事典型，我们无法想象在《创业史》中作家会去呈现梁生宝的精神困境和孤独体验，在当时的叙事范式里书写他们的孤独是非法的，也是不可能被主流叙事方式所接受的；而《一句顶一万句》尽管也写到了知识分子的孤独(教书匠老汪的乱走和牧师老詹讲经时的不被理解)，但他们的孤独在小说中并不比杨百顺、牛爱国的孤独来得更为高贵和重要，这部小说所倾力书写的普通中国人的孤独完全是以贱民的视角呈现和展开的，在这里，之前被启蒙视角和左翼视角双重遮蔽的普通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得以真实呈现。由此出发，我们探索现代中国语境下中国人的精神世界重建问题才算是找到了一个真实可靠的基点。
在《一句顶一万句》所叙述的孤独中，颇有意味的是，我们发现背叛本身也是一种孤独。无论是上部中吴香香对吴摩西的背叛，还是下部中庞丽娜对牛爱国的背叛，究其源头，根子上还是他们在一起无法沟通与和解，“说不到一块去”，也就是说，背叛源于孤独。更值得玩味和深思的是，这种在传统中国被视为最不可容忍通常要被施以最严厉的肉体惩罚和道德谴责的女性形象，在《一句顶一万句》中却获得了理解和宽恕。当吴摩西、牛爱国领悟到“奸夫淫妇”在一起的快乐是源于他们获得了真正的沟通之乐，而不只是为了淫乐，这两位被背叛的男人从内心对这一行为选择了谅解和宽恕，并由此触发了他们寻找与自己能“说得上话”的爱人与职业的初心和决心。这在《水浒传》等中国传统叙事文本中几乎是不可想象的，只有将其置于现代中国的语境下去理解和思考，我们才能发现这种孤独的现代意义。
对杨百顺(吴摩西)、牛爱国来说，离开伤心地，就是因为这“伤心地”上有太多的苦难和孤独让他们难以承受，所以要执意离开去寻找足以安慰或稀释自己的苦难和孤独的所在。相较于杨百顺的苦难和寻找，牛爱国的苦难和寻找更具现代性意义。民国时期杨百顺的苦难更多是肉体上的，为求得一口饭吃和落脚的地方而不停地寻找和变换生存之道。这是国人千百年来一以贯之的生存苦难，几乎所有活着的努力所向不过是求得勉强地活下去罢了，活着本身成了活着的最大意义。而到了当代的牛爱国这里，基本的生存层面上的活着似乎已不成为问题，可是内心的（精神的）苦难却似乎更沉重了。牛爱国明明知道自己的老婆庞丽娜和自己说不到一块去，也根本不爱自己，但为了保全面子和害怕孤独却硬拖着不离婚。直至他遇到了情人章楚红，却又因犹豫和懦弱弃爱逃走了。在“离开”和“寻找”的辗转漂泊之中，他最后突然醒悟，他最应该去寻找的是生命中真正属于自己的“那句话”以及真正能和自己“说得上话”的那个人。“不，得找” ——小说结尾处，明白了这一点的牛爱国，这个一向窝囊、胆怯、自己常常拿不定主意的卑微的小人物瞬间有了莫大的勇气，坚定了信念，此时的他如同运石上山的西西弗斯一样，执意去寻找曾被自己轻易放弃了的爱以及生命的意义和激情。从这个层面上来看，牛爱国的这种怯懦、犹豫近乎窝囊的苦难体验，因其对真正的爱和尊严的渴望与寻找而变得富有意义起来。理解与被理解、爱与被爱、孤独与寻找，自己定义自己之为人的意义。在没有上帝的华夏大地上，人与神没有对话，只好人与人对话，也因此，话就成为了联接友情、爱情甚至亲情的桥梁，但也因此，话也就成为了它们的枷锁。更值得深思的是，如果牛爱国执意要找的只是过去的情人章楚红，恐怕结局还会再次让他深深失望，一来受到伤害的章楚红愿不愿意再次回到他身边是个大问题，二来即使章楚红愿意回归，感情能否一如既往也是一个未知数。其实，对牛爱国来说，真正的精神困境就在于如果一味地把拯救自己的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恐怕永远走不出失望——寻找——找到希望——再次失望的轮回之中，陷入百年孤独的境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卡拉马佐夫兄弟》亦有写到普通人的精神困境和灵魂的挣扎，很明显《一句顶一万句》中的杨百顺、牛爱国尚没有达到陀氏小说中人物的思想深度，排除宗教的因素之外，他们仍欠缺自我拯救的精神能力是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他们一次次的离开就是为了找到能够安慰和拯救自己的那句话以及与自己心灵相通的那个人。于是当“找”的漂泊无定感与“话”的不确定性纠缠在一起时，也就有了这部中国的“百年孤独”——《一句顶一万句》里那扑面而来笼罩人心的苍凉感与悲剧意味。刘震云在这部小说中没有采用俯视苍生的上帝的叙事视角，亦没有采用过于贬低或拔高的知识分子的叙事视角(启蒙视角和左翼视角)，他以完全和苍生平等的贱民视角写出了这种寻找的悲剧性，呈现出近代以来在中国大地上建构现代“精神之塔”之可能与不可能、危机与新变，引发我们更进一步的关注、反思与探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