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主义既是一种世界观，也是一种源自各种现实主义理论的创作范式。自《我不是药神》以来，中国现实主义电影的创作形成了一种范式转换，实现了从现实主义到新现实主义，再到新时代现实主义电影的范式递进。这既是现实主义电影的时代创新，也代表着新语境下现实主义精神的复归。
（一）现实主义精神的理性复归
二战结束后，由于欧洲社会生活全面陷于崩溃，民主运动高涨，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应运而生。新现实主义电影以展现现实社会生活为标志，以批判社会为立场，运用简单电影语言，还原最本真的世界。在中国，作为第六代导演重要代表的贾樟柯，将关注点聚焦社会变革中处在社会边缘的“小人物”，引领中国电影进入了新现实主义创作范式。
贾樟柯的《三峡好人》《小武》等作品，以大量使用的固定长镜头、缓慢的叙事节奏、脱离表演痕迹的本色出演，形成了自己近乎纪录片的创作风格。然而，与在电影节屡获大奖形成反差的是，贾樟柯在国内票房难获佳绩。贾樟柯这种冷峻的现实主义风格，难以强化电影的故事性，难免会令观影者觉得枯燥无味。贾樟柯自身也在寻求改变，在《江湖儿女》中就试图将纪实与叙事更为理想地结合起来。
现实主义电影是否就是对现实的机械摹写？现实主义精神能否与类型化叙事无缝对接？这是新时代现实主义电影需要解答的问题。在《我不是药神》中，导演同样也采用了手持摄影的晃动式镜头，面向社会边缘人物，但在现实主义风格的电影语言背后，故事性被极大强化，异域风情、矛盾冲突、喜剧桥段被一个个植入电影叙事之中。将残酷现实通过幽默台词表达出来，引发观众带着泪的笑声，实现了超越悲剧的喜剧效果。
贾樟柯代表的新现实主义电影是“以小人物为中心”的电影，而中国新现实主义电影则是“以人民为中心”的电影。同是展现“大时代变革中的小人物”，新时代现实主义电影跳出了郁郁寡欢的垂影自怜，而是重在表现当下最紧迫的议题，将电影与最广大人民的最根本利益结合起来。
（二）新时代现实主义电影的范式变革
随着《湄公河行动》等新时代现实主义电影的出现，中国影坛涌现了一批以现实事件为创作蓝本的电影，其中真实感是现实主义电影中必不可少的要素之一，现实的素材，现实的情节及人物，压缩了编剧的想象力空间，增加了纪实的拍摄内容。同时，公众对文化产品质量的要求越来越多样化和个性化，因此人物的设定需要更加贴近真实的生活，不再是遥不可及的英雄人物，与传统现实主义电影的平铺直叙形成了鲜明的对比。2016年国庆档电影《湄公河行动》，为泛滥的商业片潮流带来一股清流。故事原型是发生在2011年震惊世界的“10·5”中国船员金三角遇害事件和中国警察的跨国追捕行动。真实事件加入艺术化改编，增加影片的戏剧化冲突。同样由真实事件改编的电影《战狼2》于2017年上映，由吴京导演并担任主角，刷新了国产电影的诸多记录，最终实现58亿8千万的票房奇迹。作为一部带有主旋律色彩的主流商业电影，得到了市场和大众的认可。2018年上映的《红海行动》，是在现实事件的基础上加以改编的，但作为一种宏大的国家叙事，讴歌祖国的强大成为电影的主线，影片中的受难者只是作为烘托英雄人物的背景。
纵观新时代现实主义电影，在叙事范式上体现了两个主要特征。一是 “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主旨，突破“一己悲欢，杯水风波”的狭隘格局，将镜头聚焦于普通大众、甚至是社会底层人民的生活困境，构成人民群众的群像。在美学表达和审美价值上不断创新，在价值认同与市场认同两个维度寻求平衡。二是“主旋律+类型化”的叙事手法。坚持弘扬主旋律，不断探索类型化。在新时代现实主义电影中，没有自带主角光环的英雄人物，只有普通人物的自我救赎与成长。电影敢于直面现实，勇于揭示现实生活中的矛盾和痛点，从人在现实生活中的真实处境入手，刻画复杂的社会关系，通过电影折射现实社会的弊病，促进社会治理体系更加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