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1931年“九一八”事变和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文艺大众化的呼声空前高涨，为抗战服务成为文艺的核心追求，宣传成为抗战文学的首要功能。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三老”的文学方向几乎同时得以转折升华，他们都选择以通俗文艺作为抗战的工具和武器，参与了通俗文艺运动。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老向积极创办“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采集民谣、神话，民歌，融入自己文学作品当中。抗日战争爆发后，老向南下武汉，遇见老舍，此时老谈也来了。三人志同道合，共同切磋通俗文艺。
“三老”赞同爱国将领冯玉祥坚决抗日到底的主张，共同创办《抗到底》刊物。老向在《发刊词》中写道：“倡言妥协的假抵抗者是准汉奸，真正抗日者必要抗到底。”政治方向十分明确，公开宣称以发表民间喜闻乐见的通俗文艺为主。《抗到底》大量发表大鼓词、数来宝、小曲、快板、相声、歌谣等，民间广为流传的各种形式，几乎都被采用过。在《抗到底》上，“三老”发表的文章最多。老向和老谈还先后担任《抗到底》的主编，他们对抗战通俗文学都作出了贡献。
1938年3月27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简称文协）成立，推选老舍为总务部主任，主持文协日常工作。文协成立会上，周恩来着重指出：文艺的大众化，应该是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最主要的任务。老舍提倡“文艺家到民间去”，文协提出了“文章下乡”“文章入伍”的口号，鼓励作家深入现实创造。
为开展抗战通俗文艺运动，文协之下成立了通俗文艺工作委员会。老向是委员，定期举办“通俗文艺讲座”。老向还与老舍合编《通俗文学五讲》，协助《民众文章》和“通俗读物编刊社”的编辑工作，编辑出版了大量通俗文艺小册子。
“三老”是坚定的爱国主义者，同时又各有各的性格。他们常常聚在一起借黄酒浇愁，待酒酣人醉，老舍哭，老谈骂，而老向则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