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家危急存亡的紧要关头，抗战的洪波把“三老”同时推进抗日救亡的大潮中。对于通俗文学价值的认同使他们挣脱了个人创作的小圈子，走向为民众和民间艺术的创作。
1文艺直接为抗战服务
老舍曾说：“无论怎样，我绝对想不到我会去写鼓词与小调什么的。抗战改变了一切。我的生活与我的文章也随着战斗的急潮而不能不变动了。”1941年7月25日，老舍在《中苏文化》第9卷第1期发表《文章下乡，文章入伍》，指出：“所谓文章下乡，文章入伍，就是这激励的文心要在抗战中多尽斗争的责任的自信与自励。”他认为，“革命的文艺是活跃在民间的文艺，那不能被民众接受的新颖的东西是担不起革命的任务的啊！”老舍相继写了《谈通俗文艺》《通俗文艺散谈》《关于大鼓书词》《我怎样写通俗文艺》《通俗文艺的技巧》《抗战中的通俗文艺》等一大批文章，对通俗文艺的对象、内容、形式及意义、创作诸问题发表了系统而有见地的意见，大大提高了通俗文学的地位，推动了通俗文学的发展。
老谈认为提倡通俗文艺应采用民间形式，所以主张彻底改革曲艺，通过曲艺宣传抗日效果更好。他写了很多通俗理论文章，如《怎样使文章下乡》《也谈通俗韵文》《从通俗文艺的效用说到它的形式和内容》《格律与技巧》《形式与创造》等。
2.“旧瓶装新酒”
“旧瓶装新酒”，即利用旧的通俗文艺的形式，填充新的抗战宣传的内容，是“三老”对于通俗文艺形式与内容关系的共同认识。老舍在实践中总结出一套利用传统文艺形式的经验：“必须把故事放在整个老套子中间，故事既像旧的，又是新的；思想既像旧的，又是新的；这才容易被接受，得到宣传的实效。”
老舍一连写出了《王家镇》《忠烈图》《新刺虎》《薛二娘》等六个剧目，这些戏都完整地保留着地方戏曲的框架，剧中的唱腔、念白、角色、脸谱、服饰等都一仍其旧，虽然表现的也都是惩恶扬善、锄奸除恶的思想，但选取的全是现实题材，表现了中国光大群众不畏强暴，杀贼歼敌，守土卫国的主题。老舍的鼓词被茅盾称作“‘旧瓶装新酒’的成功试验。如《新“拴娃娃”》本是一篇旧鼓书词，说的是刘三姐无子，往娘娘龛中拴娃娃，求神赐子的滑稽故事。老舍将其改写成刘三姐收养难童，教养他们长大抗日保家卫国的新内容。
老向也极力主张“旧瓶装新酒”，他大量采用民间的和通俗的文学形式，如鼓词、韵文、歌谣、小调等民众熟悉的形式。《三字经》在中国可以说是一本妇孺皆知的儿童启蒙读物。老向巧妙地套用这种民间流行极广的体式，填上新词，创作了《抗日三字经》。它从精忠报国的岳飞叙述到平暴抗倭的戚继光，讲述中华民族的抗暴御侮史。“尺寸土，不放弃，血海仇，难忘记。雪国耻，收失地，我同胞，宜勉励。”由于作品言简意赅，通俗易懂，受到广大民众热烈欢迎，不到一月就销售五万册。接着，老向又开始创作《抗日千字文》，经老舍、于右任等人推敲，易稿不下百次，使老向颇有“一生心血都用尽”的感叹。除此，老向还有大鼓词《忍辱报仇》《割爱除奸》《模范伤兵李德荣》，小调《女兵选夫》《灾童哭五更》，快板《油炸卫》，相声《汉奸像》，通俗故事《光儿亭》《李小姐计杀倭寇》等。
老谈的通俗文学作品《日皇愁》，是一篇用“三——三——四”句式写成的韵文，描绘日皇发动侵略战争后内外交困、进退维谷的黯淡心情。在国内，“加赋税全买了飞机炮弹，全不管过日子柴米油盐，为侵略断送了生命财产，三岛的众百姓叫苦连天。”在国外，“军事上我不利显而易见，外交上又没有国际声援，世界上对日本全无好感，远处有英美法近有苏联。”“这一仗真不知打到何年？这才是陷泥中不能不干，好一比骑虎易下虎作难。”鼓词《抗日保国》揭露了日寇妄图灭亡中国的野心，讴歌了中华民族在斗争中的重生。其他作品主要有大鼓词《弃家从军》，通俗韵文《抗日保国》《夜取昌平》《八仙捉妖》，小调《扛起枪杆去当兵》，故事《义训报国》等。
利用旧形式表现新内容，就是抗战的现实主义，这也是“通俗三老”的共识。“旧瓶装新酒”虽然只是这一特殊时期的特殊文艺观，但他们并“不因写了鼓词与小曲而有失身份”。老舍号召向民众学习，他说：“向民众学习是必要的，是无可耻的。先明白了同胞们，然后才能指导同胞们，这个次序是万不能颠倒过来的。”
在抗战时期，“三老”利用一切民众所熟悉的形式进行抗日宣传，不断在《抗到底》《宇宙风》《弹花》等刊物上发表通俗文学作品，因此被誉为“通俗三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