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花好月圆》由长春电影制片厂出品，改编自赵树理的长篇小说《三里湾》，描述的故事发生在1952年华北地区的某个山村里，该村村长范登高私自进城倒卖货物，并和小农主义者糊涂涂等人勾结，共同抵制合作社扩社事宜，而民兵队长王玉生、进步青年灵芝等对此进行了争取和斗争，最终获得成功。电影《花好月圆》在十七年电影中具有一定程度的代表性，影片在当时一经播出就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并在社会上引发了诸多讨论。《花好月圆》电影的成功首先得益于其改编自《三里湾》原小说文本的重要性和代表价值，并且郭维导演改编《花好月圆》时并没有仅限于《三里湾》内在的故事架构，而是将其自身个人经历作为一股新鲜血液注入电影创作之中，然而影片创作过程还受到了当时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使电影文本具备了不同于小说文本的时代特色和政治思想内涵。
首先，小说《三里湾》文本就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导向性，因此由其改编而成的电影《花好月圆》就必然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这种鲜明的历史特点。萨支山在文章中谈到小说《三里湾》时，他也给予了《三里湾》高度的艺术评价：“这是新中国第一部关于农业合作化的长篇小说，对于当代小说，它的意义还在于它的叙事方式，以及对它的批评，都或多或少对以后其他作家的同类题材写作产生影响。它们成为影响 50 年代到 70 年代长篇小说叙事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对于《三里湾》评价之高，还有一个原因在于赵树理文学作品在当时具有较大的社会影响力。在毛泽东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之后，赵树理被确立为全国文学界学习的标杆，陈荒煤等人根据《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提出了“赵树理方向”这样的概念，使之符合主流意识形态需求的文学写作形式被推广至全国学习借鉴。赵树理长期生活在农村并且关注农村发生的变化，创作一直是以“问题”为中心的，《三里湾》也被归结为“问题小说”的代表性作品，在十七年时期关于反映农村合作社的文学作品中，《三里湾》是一部较为深刻全面的反映农村合作化运动的著作。一方面，小说符合创作时代背景及政治意识形态的要求，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要求解放区文学“为工农兵服务”的大众化与赵树理自身的文学创作主张相契合；另一方面，农民的物质利益激发了赵树理的创作灵感。农民只有在切实的感受到自身利益不受损害时，才会从心底接受社会变革带来的新的生产方式；同时《三里湾》也涵盖了赵树理创作的所有特征。“小说侧重表现的六位年轻人的离婚与结婚，王、马、范三组家庭的分化与重组，则无疑延续了 《小二黑结婚》、《登记》等的婚姻家庭叙事主题。”《三里湾》结合了这两篇文章的时代背景和故事内容，写出了更加符合时代要求的新作品。
其次，导演郭维并没有完全依赖于《三里湾》小说文本的内容进行改编，而是对小说文本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性质的集体建构，不仅完成了小说到电影的改编，还为此找到了一种符合社会主义话语体系的新的表达方式。电影《花好月圆》仍然围绕着三里湾村村民生活中关于农业集体化运动的故事，但是电影对小说的表达方式做出了改变。电影《花好月圆》拍摄时，这场运动的发展和政策与小说写作之时的情形已经产生了些许不同。导演郭维是一位典型的延安电影人，紧紧跟随党的路线，是他一切工作的前提。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毛泽东主席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向文艺界和科学界作报告时表示：“题材问题，党从未加以限制”。进而社会文化环境的宽松和逐渐活跃的文化氛围促使电影界开始调整相关政策保证电影题材的广泛性，电影和电影人可以自由的选择主题。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导演郭维选择了将《三里湾》改编成电影《花好月圆》，那时正是他事业发展的黄金时期，但是他的政治经历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在电影创作期间他经历了被抨击为“右派”，直至最后郭维关于电影《花好月圆》的创作才最终完成。同时也正是由于导演郭维当时政治背景的复杂性，以及他职业道路上的戏剧性的起伏变化，促成了他的第三部电影《花好月圆》的多样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