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赵树理作品为代表的这一时期的民间文学并不是单纯的存在，因为这一时期的政治权利意识将重点放在了对乡村民间的改造上，王光东的《十七年小说中的民间形态及美学意义——以赵树理、周立波、柳青为例》一文中指出“要求知识分子在文学创作中贯彻其思想，以实现政治意识形态所要求的现实社会秩序的构建，因此，民间作为权力意志的承担者，不仅自身接受渗透和改造，而且与政治权利共同构成对知识分子的改造，这也就必然产生了对文学创作的规范化要求……”政治意识形态对文本内容的要求和赵树理的创作特性需要相互融合，这就突显出赵树理所处的社会语境和历史文化语境的复杂性。在此基础上，电影《花好月圆》对于小说《三里湾》的再次创作，已经不能简单用“改编”二字概述。经过上述分析，得以了解到电影《花好月圆》对《三里湾》的银幕再现，不仅仅是一次简单的跨媒介改编，在此基础上影片创造者经过了一系列的集体建构，将影片人物形象、情节结构再次进行了一种更加合乎主流意识形态的“社会主义改造”。因此，在这样一种社会文化语境下，就不能够简单笼统地把《花好月圆》的创作称之对小说《三里湾》的一次改编，而是应该将其称之为“改造”更为贴切。
夏衍认为, “所谓改编, 就是把小说、话剧、歌剧、报告文学等等文艺作品, 改写成电影文学剧本的意思。也就是把别种文艺形式改编成电影艺术的形式”。“假如要改编的原著是经典著作, 如托尔斯泰、高尔基、鲁迅这些巨匠大师们的著作, 那么我想, 改编者无论如何总得力求忠实于原著, 即使是细节的增删、改作, 也不该越出以至损伤原作的主题思想和他们的独特风格。”由于赵树理所处的社会和历史文化语境的复杂性，他在创作时并没有遵守五四文学传统对文学创作的要求。五四精英文化的主体是知识分子，对于“五四”精英文化来说，赵树理所要呈现的民间文化形态“是指在国家权力中心静止范围的边缘区域形成的文化空间。”而精英知识分子对待民间文化形态是排斥的，所以从政治形态要求角度对民间文化进行书写是不能够达到毛泽东对民间的改造要求，也不能让农民从心底认可当下的政治权利。郭维导演在改编赵树理的《三里湾》时，其叙事起点也是“自上而下”，以这样的视点去分析民间社会和民间文化形态受政治意识形态影响后的变化，对乡村社会生活的分析会变得简单，僵硬。因为这样在写作中会要求人物形象符合意识形态要求，从而忽略了现实社会中各个阶层人物及环境的丰富性，导致电影改编中的人物形象没有小说中的饱满。显然，《花好月圆》对于《三里湾》的一系列再度创作，并不仅仅是要将其他种类的文艺形式改编成适用于电影艺术的形式。在《花好月圆》对于《三里湾》的再度创造中，大部分的修改和变动其目的都不是为了适应新的电影媒介而做出的改变，而是为了更好服务于主流意识形态而做出了的一种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改造。
关于《花好月圆》对于《三里湾》应该归属于“改造”还是“改编”这一问题，首先需要清楚区分“赵树理方向”和“赵树理的方向”两种不同的概念。“赵树理方向”和“赵树理的方向”虽然仅仅相差一字，但是意思却并不相同。“赵树理方向”从属于“赵树理的方向”之中，“赵树理方向”是“赵树理的方向”的内核。“赵树理方向”的提出得益于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提出的讲话精神，与当时赵树理文学作品中所反映主题思想在某一方面相契合，并且为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所用，所以将其定为“赵树理方向”。“赵树理方向”是主流意识形态所推举的政治意识形态小说的创作方向,遵循的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和极端政治功利的立场。“赵树理的方向”是赵树理所开创的乡村代言形态的小说创作路向,遵循的是严格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和民间利益立场。然而，从某种程度上谈“赵树理的方向”其实是赵树理创作原初更为真实的创作路向，“是赵树理在文学创作当中一直以来所坚持的作家本人通过对文艺进行独立思考之后所表现出来的真实文学观。这是一个坚定地站在农民利益的立场,坚持用现实主义方法表现真实现实生活的现代知识分子作家的路向。”分析“赵树理的方向”的内涵：一是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二是始终站在民间的立场上为农民写作。从而得出“赵树理的方向”其实就是在讲赵树理在创作过程中自身的创作特点以及他所坚持的写作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