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从中世（1192-1603）漫长的战乱时期经历了元禄（1688年-1704年）的飞速发展之后出现了城市经济。在江户时期（1603-1868）身份最低的“商人”不仅在经济上富裕了，而且获取了知识，他们的意识形态发生了变化。
江户时期一直实施闭关锁国政策的日本从来没有间断与中国的贸易往来。长崎是日本唯一一个对外开放的港口。贸易往来需要语言的交流，为了更好地进行贸易，日本人开始学习当时到长崎进行贸易的清商们的语言，即白话文（后来被人们称为“唐话”，进行“唐话”翻译的叫“唐通事”）。“唐话”的学习不仅在长崎，也遍及到了日本全国。而且，学习的群体从“商人”普及到了“文人”。江户之前日本人就会读“汉字”，但不是“唐话”，而是“文言文”，识文言文的一般是有身份的贵族。
18世纪50年代正值幕府政府的经济在元禄时期达到高速发展之后出现疲软现象的时候。为了重振经济，幕府政府实施了《海舶互市新例》（1715.2.14），享保改革（1716-1745）等一系列的改革政策，但是社会整体发展缓慢，一般百姓对幕府政府的不满日益增加。
在这种“唐话”的学习热以及日本当时的社会背景下，18世纪在日本出现了明清白话小说的翻译热潮。白话小说从各个角度，不同程度地反映了中国当时市民阶层的生活面貌和思想感情。写出了当时社会生活的一些新变化，揭露和批判了封建统治阶级的罪恶及封建婚姻制度等。这些恰好与18世纪的日本的社会面貌相似，日本的读书人纷纷着手翻译清商舶来的明清“白话小说”。
在当时最有名的出版商是京都风月堂书店主人---泽田一斋（1701-1782）。一斋拜江户中期的汉学家冈白驹（1692-1767）为师学习汉语，不仅出版书籍，也参与进行中国古籍的注释和训译，留下了诸多“手抄本”的中国古典书籍。泽田一斋和冈白驹从中国的“三言二拍”中各自选取了4或5则故事进行了训译，它们分别是冈白驹的《小说精言》（1743年）和《小说奇言》（1753年）, 泽田一斋在1758年翻译的《小说粹言》。在日本把上述三部训译本称为“和刻三言”。
泽田一斋除了《小说粹言》的训译本之外在1757年完成了《小水湾天狐诒书》的训译，但是没有收录到《小说粹言》中出版。这是日本首次翻译的《小水湾天狐诒书》的日译本（本稿简称为训译《小水湾》），也是日本翻译白话小说早期的一种方式。
1976年出版的《小说三言》收录了《和刻三言》和训译《小水湾》的影印本。
《小水湾天狐诒书》另外一种日译本由石川雅望（1754-1830）在1790年翻译完成。石川雅望是江户中期的国学家，著有《源注余滴》等《源氏物语》的注释本。除了《小水湾天狐诒书》（本稿简称为通俗《小水湾》）之外，石川雅望还翻译了《醒世恒言》中的《吴衙内邻舟赴约》、《一文钱小隙造奇冤》、《施润泽滩阙遇友》等三则故事，翻译集的书名为《通俗醒世恒言》，1790年由江户本町三町目西村源六等出版。1985年出版的《近世 白话小说翻译集》收录了《通俗醒世恒言》。
王晓平指出，“日本江户中后期生产的发展和文化教育的普及都已达到相当的程度，町人对丰富多彩的文艺的需求，与草双子等日本原有的小说样式的颓废，矛盾十分突出。在这种情况下，对中国通俗小说的翻译固然可以应其急需。起初是汉学家，后来连“国学家”也参与到翻译中国通俗小说的行列”。
那么，汉学家和国学家翻译中国白话小说时采用的翻译方法是否一致，训译《小水湾》（1757）和通俗《小水湾》（1790）仅隔30年左右，为什么在日本会出现两种《小水湾天狐诒书》的日译本，我们首先要分析为翻译提供条件的翻译材料的问题，即当时在日本流传的《小水湾天狐诒书》的版本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