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作为女叠码仔的困境
在电影中，对梅晓鸥特殊职业的刻画也显得片面化：弱化了女叠码仔身份的尴尬处境，把矛盾的重点放在了梅晓鸥作为债主和赌徒的关系上。
实际上，原著多次提及梅晓鸥身为一个女叠码仔的困境，首先是社会认可度，原著借用余家英的话点名叠码仔的社会地位：“你以为共产党的天下容许你这种赌场来的女人搞恐怖？”“你以为我们的地盘上让你搞妈阁的黑社会？”在传统观念里，这项职业是不正当的，不受尊重的。
其次，原著还表现出男权观念下梅晓鸥的生存体验。段总认为女性不该干这一行，原著以梅晓鸥的心理描写表现出段凯文这类大丈夫对女性职业的传统认知：“能自己挣大把钞票的女人，男人要给她减分的。晓鸥又替他说了这句潜语。”这是男权社会对女性的束缚，以梅晓鸥的心理表现对这类男性保守观念的讽刺，进一步突出梅晓鸥的女性主体意识。
在跟段凯文追账的过程中，梅晓鸥从强势、主动一步步被段凯文的气势压迫，转为被动的一方，她感到自己职业的低贱，忍受着来自男性的侮辱，原著中梅晓鸥对社会性别不平等有着清醒的认知：“一些男人生来是当丈夫的，在所有女人面前都是丈夫。在大部分男人面前也是丈夫。你成了女债主，他还是大丈夫”[2]131在这些男性们面前，梅晓鸥显得更为弱势，身为女叠码仔除了需要忍受社会传统观念的侮辱，还要看着这些男赌徒们掏光她的家产。更重要的是，即使这样，梅晓鸥在这些男人面前依旧没法挺直腰板，男性的主导地位附带着社会给他们的底气压榨着梅晓鸥们，一次又一次地在段凯文们面前由主动变为被动。
在电影中，梅晓鸥的职业困境被简化，只保留了段凯文的妻子余家英对梅晓鸥的羞辱：“跟我说行规，你什么行当啊。你带坏多少男人啊”。影片以余家英的女性视角展现梅晓鸥的职业困境，没有体现出作为女性的梅晓鸥身处这一行的困境不仅在于职业本身，更在于女性性别导致的弱势地位。影片简单地把女性的职业困境转移到梅晓鸥跟段凯文作为债主和赌徒关系的纠葛上，而不是原著想表达的对女性弱势地位的反思。
（二）被减弱的宿命悲剧
相对原著中对梅晓鸥亲情、爱情、友情悲剧的刻画，电影中对梅晓鸥的悲剧命运作了一个较为温和的处理，这不仅削弱了梅晓鸥的悲剧性，更消解了原著中的女性意识。
原著用引子介绍了梅晓鸥跟赌博的渊源：第五代祖先梅大榕因为赌博投海自尽，梅大榕的妻子梅吴娘独自抚养起三个女儿和一个儿子长大，严歌苓的女性叙事在这里就开始了。梅大榕家重男轻女：梅吴娘因为连生三个女儿被娘家骂成赔钱货，但梅吴娘却并不因此低声下气，反而把三个女儿当成宝，有非常鲜明的性别平等意识。当她生下男孩时，为了报复梅大榕，梅吴娘在孩子出生之际就把他们按死在马桶里，认为这些儿子都是讨债的，将来只会跟梅大榕一样赌光家产。梅吴娘是激进的女权主义者，到了梅晓鸥这里，女权意识就显得更为平和：她没有因为卢晋桐嗜赌打掉孩子，母性战胜了仇恨。她依靠叠码仔的职业来报复卢晋桐们、段凯文们、史奇澜们，但可悲的是，自己的儿子也沾染上了赌博，从梅大榕那里败坏的血脉、卢晋桐嗜赌的基因最后还是遗传到儿子身上，她的报复，最后落到了自己的头上，这是何等的悲哀，就像宿命一样，梅晓鸥的悲剧基因或许在梅吴娘那里就存在了，电影删去了梅晓鸥的祖先赌博自尽的身世，这就减弱了梅晓鸥悲剧的宿命感，她的悲剧看起来是后天环境造成的，但事实是，悲剧因素先天就存在着，这是梅晓鸥无法逃脱的命运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