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学者对语言暴力的研究大都集中在校园语言暴力（教师语言暴力）以及媒体语言暴力（网络语言暴力）方面，对发生在家庭领域中的语言暴力研究不够充分，对其概念的界定，学者们虽给出了自己理解，但尚未达成一致。
何国强（2011）认为，家庭语言暴力是家长在教育儿童的过程中，诉诸于口头或书面语言的暴力行为，即家长用辱骂、诋毁、蔑视、讽刺、挖苦、嘲弄等侮辱歧视性的语言惩罚儿童，使儿童在精神上和心理上遭到侵犯和损害。[1]安昊（2014），李文庆（2014），张锐（2014）也持类似观点。
李雪梅在硕士论文《家庭语言暴力与少年越轨的相关性分析》中指出，对家庭语言暴力的定义首先应从法律的视角入手，将其纳入法律的调整范围，以利于法律的实际运作。其次，对家庭语言暴力概念的界定应能准确、全面地把握其内涵和外延，以便与其他近似概念区别开来。[2]
通过对上述文献的梳理发现，研究者们对家庭语言暴力的定义多是从发生的范围、施暴者和被施暴者、使用的语言类型以及带来的消极影响等方面入手。但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看，语言可分为无声语言和有声语言，身体上的语言（如态势语）也属于语言的一种，家长对子女所使用的手势语（如手指点儿童）、面部语（如面目狰狞的怒视着儿童）等达到一定程度也是对儿童的一种语言暴力。研究者们在对家庭语言暴力的界定却忽视了这一点。
笔者认为，家庭语言暴力是指发生在家庭成员中，对未成年人负有抚养、监护职责的人以及家庭其他年长者，凭借自己的优势地位和权力，有意识或者无意识地长时间或习惯性地使用含有讽刺、侮辱、谩骂等性质的言语，对未成年人进行口头批评指责或评价，使未成年人感受到心理和精神上遭受痛苦或伤害，并产生各种负性情绪的言语行为。家庭语言暴力是一种“软暴力”，属于精神伤害的范畴。
（二）家庭语言暴力的类型研究
通过对国外文献资料的查阅发现，西方国家对家庭暴力的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家庭中夫妻之间的暴力；二是家庭中父母对子女实施的暴力。对家庭暴力研究类型概括起来集中涉及以下几个方面：身体暴力、性暴力和情感虐待。国外学者很少有专门涉及家庭语言暴力的研究，他们更多的是把语言暴力包含在情感虐待范围内（情感虐待：意指破坏对方情绪，损害对方自我价值感及其人格和社会性发展的语言、行为以及互动，包括通过辱骂、贬低或讽刺来低估孩子的感情和行为）。
何国强（2011）把家庭语言暴力划分为侮辱贬低型、冷嘲热讽型、数落责备型、死亡恫吓型、比较羞辱型、预言定论型和呵斥命令型。[3]
安昊（2014）运用文献法、问卷调查法和个别访谈法，通过对城市初中生的调查问卷和访谈分析，把家庭语言暴力分为侮辱讽刺型、贬低压抑型、威胁恐吓型、抱怨哀求型和强迫关心型。[4]
李雪梅对家庭语言暴力类型的划分则不同，在硕士论文《家庭语言暴力与少年越轨的相关性分析》中她把家庭语言暴力根据主体的代际化分为同代暴力和隔代暴力、根据家庭语言暴力的目的分为表意型暴力与工具型的家庭语言暴力、根据家庭语言暴力的表现形式分为显性和隐性的家庭语言暴力。[5]
（三）家庭语言暴力的成因研究
国外学者通过七种基本模式或理论解释了父母和儿童之间产生暴力行为的原因：一是精神病学模式；二是生态学模式（系统论的角度）；三是社会学模式（社会对暴力的价值观和态度塑造了暴力行为）；四是社会心理模式（环境压力）；五是父系社会模式（成年男性占统治地位）；六是交换/社会控制模式；七是信息加工处理模式，各种暴力行为与一些心理和社会因素有关(Garbarino,Hammond,Mercy,&Ying,2004)。此外，大量的资料显示，虐待行为存在代际传递的现象（Stratus&Gelles,2006）。
国内学术界对家庭语言暴力成因的研究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给出了自己的解释。李雪梅在硕士论文《家庭语言暴力与少年越轨的相关性分析》中从法学的角度分析了两者的关系并认为，少年越轨是产生家庭语言暴力的原因之一。[6]张锐在硕士论文《我国现代城市家庭中的语言暴力传播问题研究》中从传播学的角度运用人际传播模式理论，通过访谈调查得出：家庭语言暴力的产生受家庭人际传播模式的影响。他认为，单向度家庭人际传播模式的家庭更易产生语言暴力；民主制的家庭权位分布更易产生语言暴力。[7]何国强（2011）从教育学的角度认为，传统错误的教育观念，家长对子女的高期待，家长法律意识和自我情绪调节意识淡薄是家庭语言暴力频发的原因。[8]安昊（2014）从语言学的角度论述了家庭语言暴力产生的原因，他通过对Bernstein符码理论的分析阐明了使用限制性符码的家庭更易出现家庭暴力。[9]
基于上述文献的梳理，笔者发现，研究者们对家庭语言暴力成因的分析，运用的是法学、传播学等学科知识，视角比较单一，从家庭自身因素的分析较少，原因的陈述也较为理论化、抽象化。这为笔者通过采用教育学、心理学和语言伦理学相结合的方法，再与实际的调查分析相融合，全面揭示家庭语言暴力的产生提供契机。
（四）家庭语言暴力对儿童成长影响的研究
国外学者Glodich(1998)认为，儿童成为受害者或者亲眼目睹家庭暴力的经历，已经成为一个普遍流行的公共健康问题。它影响着儿童的社会关系和学业成就。
Doyle(2001)认为，当儿童受到情感虐待时，他们很可能感到沮丧，这种负面精神状态的普遍性比没有遭受过父母虐待的儿童的四倍。由于情感消沉与自杀观念相联系，这些儿童比其他儿童面临更大的自杀风险。
Garbarionetal(1991)认为，家庭暴力，特别是家长对孩子使用的情感冷漠的态度影响孩子道德的发展，自我认知的缺失以及影响他们对幸福生活的期待。他还指出这种不良影响远远超过了对孩子情绪和行为障碍的影响。
Dellh和Siegel(1993)指出家庭暴力影响青少年对他人的信任，影响他们的人际交往，甚至会使他们缺乏自信，导致自闭心理，缺乏尊严。
Dodge&Bower(1997)阐述了父母的家庭暴力和社区暴力与孩子身心健康之间的关系，他们指出，家庭和社区暴力会使孩子产生创生后应激障碍、焦虑和抑郁的不良后果。
Browne&Finkelhor(1986),Margolin&Gordis(2000)通过调查后得知，家庭暴力会对孩子的行为产生不良影响，比如对他人具有较强的攻击性，自杀倾向增加，也同样会诱使少年犯罪。
家庭是儿童生活和学习的重要空间和场所。家庭中的语言暴力对儿童的健康成长有着消极、负面的影响。根据已有的研究发现，国内学术界对家庭语言暴力对儿童成长的影响研究主要体现在对儿童心理健康、人格、学业成绩、品德发展等方面。
安昊（2014）通过对山东部分农村初中生家庭语言暴力的调查认为，家庭语言暴力影响儿童的学业、人格、心理健康和家庭亲子关系。[10]
李雪梅在硕士论文《家庭语言暴力与少年越轨的相关性分析》中通过标定论和不同联系论阐释了家庭语言暴力与少年越轨行为之间的关系，并明确指出家庭中出现的暴力性语言是诱发少年越轨的主要原因。[11]
张锐在硕士论文《我国现代城市家庭中的语言暴力传播问题研究》中通过访谈调查和个案分析，并利用人际传播模式的理论，验证了家庭语言暴力对儿童心理承受能力、自尊心、自信心和性格塑造等方面的影响。[12]李凤琴（2009），何国强（2011)也持类似观点。
（五）消解家庭语言暴力的策略研究
Exter R.Voisin (2007)概括了五个方面：一是提高公众对家庭暴力的关注；二是提高家庭暴力的评定和干预；三是基于事实，增加干预措施；四是提供心理健康咨询服务；五是加强协调服务和跨部分的合作[13]。
Lazarus&Folkman(1984)提出了两种应对家庭语言暴力的策略：一是缓解自己的情绪；二是把精力集中于解决问题上。前者致力于在压力面前学会缓解自己的不良情绪，后者是需要转移压力的源头。
Frydenberg&Lewis(1993)通过对澳大利亚几千名学生的调查后总结出三种学生应对的策略：一是求助他人型，是指请求他人给予帮助和支持；二是解决问题型，指自己敢于面对问题，并采取积极乐观的态度应对问题；三是无结果型，指被动地处理问题，逃避问题，情绪忧虑。
国内学者对家庭语言暴力消解策略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家长及社会两个方面。家长方面主要涉及提高家长自身道德修养和文化学识，转变传统不当的教育观念等，社会方面主要涉及法律法制的健全和社会环境的改善。相关文献有：何国强（2011）认为，消除家庭语言暴力需要破除家长传统的错误观念，树立法律意识，给儿童应有的尊重，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14]李雪梅在硕士论文《家庭语言暴力与少年越轨的相关性分析》中提出多元化的消解方案，她主张化解家庭冷暴力，密切家庭成员之间的依恋关系，注重亲子之间的沟通技巧和加强社会综合防治工作，为反对各种形式家庭暴力提供立法保障。[15]张锐在硕士论文《我国现代城市家庭中的语言暴力传播问题研究》中提出建立理想的家庭人际传播模式，消除家庭语言暴力。主要方法有：建立互动型家庭人际传播模式；培养肯定式的家庭语言环境；达成民主制的家庭权位分布；对家庭成员心态、性格的调整与控制的对策及建议。[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