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融入是个体和个体之间、不同群体之间、或不同文化之间互相配合、互相适应的过程（任远、邬民乐, 2006）。西方对移民的社会融入的研究主要围绕着外来移民与主流社会的关系问题展开，形成了移民社会融入的不同模式论，大致可以归纳出“同化论”和“多元论”两大流派。“同化论”倾向于强调外来移民对当地主流文化的认同以及对原有的社会文化传统和习惯的抛弃（Cordon，1964）。“多元论”则认为，移民的文化适应具有双向性，移民很多时候会采取策略性融合，即在保持自己原有文化的同时，也接纳迁入地的文化（Berry，1997）；移民将其不同文化背景、不同社会经历和价值观念重新塑造融入于其生活的地点有助于建构多元化的社会和经济秩序（Hurh、Kim , 1984；周敏、林闽钢，2004）。 无论是“同化论”还是“多元论”都试图将错综复杂的社会融合问题简化为“文化融合问题” 目标而提出的。
国内移民融入研究聚焦于乡城流动人口和“新移民”如何融入城市社会。代表性的主张认为，流动人口融入城市生活的过程是再社会化过程，包括三个层面：经济层面、社会层面、心理层面或文化层面（田凯，1995）；这三个方面依次递进，经济层面适应是立足城市的基础；社会层面适应是城市生活的进一步要求，反映的是融入城市生活的广度；心理层面适应是属于精神上的，反映的是参与城市生活的深度，只有心理和文化的适应，才说明流动人口完全地融入于城市社会（朱力，2002）。针对“三层面”融入结构论，有研究者借助因子分析提出，城市新移民的社会融合包含着文化融合、心理融合、身份融合和经济融合四个因子（张文宏、雷开春2008）。城市新移民的城市社会融合过程可能依次经历三个阶段，即经历了“二元社区” 、“敦睦他者”和“同质认同”（马西恒、童星2008）。研究还发现社会关系网络、人力资本积累对乡城流动人口的城市社会融入具有重要促进作用(王春光，1999；赵定东、许洪波，2004；王昺、梁晓，2003) ，户籍等制度因素作为一种“社会屏蔽”阻碍了农民工的社会融入，增加外来流动人口在身份和职业等方面与移入地社会融入的困难（李强，1995；张国胜，2007）。
上述“三层面”或“四因子”的融入结构论具有理论建构意义，但缺乏有力的经验支撑。移民的城市社会融合存在三个阶段的构想和“依次递进”的主张都存在强烈臆想，无疑都有待进一步检验。从“三层面”、“四个因子”的提法来看，现有研究对移民社会融入的维度划分存在两种方法，一种方法是基于田野研究的定性尝试，这种方法具有探索意义。另一种方法是借助因子分析这种定量方法产生的移民社会融入维度。我们更赞成采用后一种分析方法，它有助于对社会融入结构进行科学的系统分析。
大中型水利工程移民的社会融入也受到学界的关注。研究指出，1.水库移民在自然环境、文化、经济生产、人际关系、心理认同等方面存在适应问题（罗凌云、风笑天，2001）；2.安置地老居民对移民的接纳状况、移民的住房状况、移民与老居民的交往状况、迁出地和安置地之间习俗差异等因素对移民的社会融入具有一定影响（郝玉章、风笑天，2005；风笑天，2006）。移民安置地的发展状况如社区服务、社区组织、社区基础设施等（李丹、周昱帆，2015；胡江霞、文传浩，2016a）以及移民个体因素如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是否务农、就业质量、社会网络（王珞、骆永菊、王顺克，2016；胡江霞、文传浩，2016b）等因素也不同程度地影响着水库移民的社会融入。关于水库移民社会融入的研究存在若干局限。其一，从研究内容上来说，外迁水库移民社会融入的研究多集中于融入状况的单一指标描述（如生产方式适应、社会关系适应等）及其影响因素分析，移民社会融入的总体融入水平和结构特征研究不足，尤其是社会融入内部结构要素之间的关系研究缺乏。其二，外迁水库移民的社会融入实证性研究对社会融入的维度划分存在分歧，无法建立起统一、规范的测量指标体系。其三，分析了移民个体因素、移民与老居民交往、安置地社会经济特征、迁出地与安置地之间的差异对移民融入的影响，但是对于移民安置地所属的县域差异对移民融入的影响缺乏分析。事实上，县市级政府及其移民职能部门是现行移民管理体制的关键节点，在移民安置规划、后期扶持规划、经费管理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所以不能忽视县域这个宏观层次的分析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