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事长任期包括既有任期和预期任期。既有任期是指董事长已履职的时间。预期任期是指董事长对其未来任职时间的估计。这两种任期可能会使董事长对企业技术创新活动产生不同的影响。从既有任期的影响看，当董事长处于任职初期时，虽然面临着经验不足、能力不强、工作环境不熟等问题，如果进行技术创新投资，就可能会付出较大的私人成本，但却有迅速打开局面，做出成绩，树立权威，立稳脚跟的强烈愿望，再加上在未来可以分享到技术创新投资所带来的滞后收益，因此就可能会加大对技术创新的投入。而且，随着既有任期的延长以及经验越来越丰富和能力越来越提高，董事长就可能会进一步加大对技术创新的投入，以便获得更多的好处。但是，当董事长面临着卸任或退休时，尽管有丰富的经验和很强的能力，但由于加大对技术创新的投入，而自己却难以从中获得好处（因为技术创新所带来的收益具有滞后性），因此就可能会减少甚至放弃对技术创新的投入。由上述分析可见，董事长既有任期与企业技术创新的关系不是一种简单的线性关系，而可能是一种倒U型的非线性关系。也就是说，在董事长既有任期影响企业技术创新中可能会存在一个拐点。在这个拐点之前，随着既有任期的延长以及经验的积累和能力的提高，董事长就可能会逐步加大对技术创新的投入，以便从中获得更多的好处；而在这个拐点之后，由于已临近卸任或退休，难以从技术创新的投入中获得好处，因此董事长就可能会逐渐表现出不思进取的心理及行为特征，从而也就会减少甚至放弃对技术创新的投入。相关研究也证明这一点。如张兆国等[31]的研究发现，管理者既有任期与研发投资呈倒U型关系。因此，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1：
H1：董事长既有任期与企业技术创新绩效呈倒U型关系。
再从预期任期的影响看，当董事长预见到其未来任期较短时，就可能会意识到难以从技术创新所带来的滞后收益中获得好处，进而也就可能会采取短期行为，减少甚至放弃对技术创新的投入；相反，当董事长预见到其未来任期较长时，就可能会考虑企业的长远发展问题，加大对创新活动的投入，以便从中获得好处。可见，预期任期的长短会影响到董事长的心理想法和行为选择 [27、32]），进而影响企业的技术创新活动。因此，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2：
H 2: 董事长预期任期与企业技术创新绩效呈正相关关系。
以上是在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中，按照经济人假说，从董事长追求自身利益的角度，通过权衡董事长的私人成本和私人收益，分析了董事长的既有任期和预期任期对企业技术创新绩效的影响。但是，按照新制度经济学的思想，在现实生活中，任何个人和组织的行为都会受到制度环境的影响和制约。毫无疑问，董事长也不例外。因此，为了揭示董事长的既有任期和预期任期对企业技术创新绩效影响的机理，还有必要采用制度分析法，以进一步分析如下制度性因素在这种影响中的调节作用：
（1）股权制衡。股权制衡是指两个以上大股东之间的相互制约，它是企业的一种治理机制，不仅有助于抑制管理者的代理问题[33-34]），而且有助于抑制控股股东的代理问题[35-36]。我国企业的董事长一般都是控股股东委派（如国有控股企业）或者本身就是控股股东（如民营企业）。因此，股权制衡将有助于抑制董事长的道德风险，促使董事长努力工作，选择正确行为[37-39]。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3：
H3：股权制衡在董事长的既有任期和预期任期影响企业技术创新绩效中可能有着积极的调节作用。
（2）报酬激励机制。大量研究表明，设计良好的报酬激励机制将有助于抑制管理者的代理问题，使管理者行为与股东利益保持一致[40-41]。那么，应如何设计报酬激励机制才能起到这种作用呢？从理论上看，有效的报酬激励机制能够做到把管理者报酬与企业业绩相联系。这样一来，如果管理者存在道德风险问题，就不得不承担因企业业绩下降而导致其报酬减少的后果。从而促使管理者抑制道德风险，努力经营，选择正确行为。在现实中，管理者的报酬激励机制主要有两种：一是年薪制；二是股权激励。但相比之下，由于股权激励能够使管理者努力的成本与收益以及管理者的控制权与剩余索取权相匹配，使管理者承担长期风险，为企业长远发展而做长期投入，因此股权激励是把管理者报酬与企业业绩相联系的更有效的激励机制[42-43]。也有经验证据表明，在我国上市公司中，管理者的年度报酬与公司业绩不存在正相关关系，说明管理者的货币薪酬尚未起到激励作用[44-45]，而管理者持股则有助于抑制管理者的短期行为，促使管理者关注企业的长远发展问题，提高公司业绩[46-48]。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4-1和4-2：
H4-1：董事长的货币薪酬在董事长的既有任期和预期任期影响企业技术创新绩效中可能难以起到积极的调节作用；
H4-2：董事长持股在董事长的既有任期和预期任期影响企业技术创新绩效中可能会起到积极的调节作用。
（3）市场竞争。市场竞争是指各市场主体以价格机制为基础所形成的竞争机制。它既是在各市场主体之间实现资源配置和利益分配的机制，同时也是对各市场主体进行协商、激励和约束的机制[49]。正是从这种意义上看，在新制度经济学中，把市场解释为是一种制度化的交易，或者说是一种制度安排[50]。市场作为一种制度安排是企业的一种外部治理机制，有助于抑制管理者和控股股东的代理问题[51]。这是因为，在市场竞争的作用下，如果管理者存在道德风险，控股股东存在“隧道行为”，就会使企业的竞争能力下降，甚至被市场所淘汰，进而也就会使管理者丢掉饭碗，使控股股东承担较大损失。所以，有研究表明，市场竞争通过给企业以压力，能够抑制管理者在企业决策中的“私人动机”，促使管理者加大对企业技术创新活动的投入，以增强企业竞争能力[52-55]。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5：
H5：市场竞争在董事长的既有任期和预期任期影响企业技术创新绩效中可能会起到积极的调节作用。
此外，由于目前我国资本市场存在国有控股和非国有控股两类产权性质不同的公司，因此根据产权理论，在这两类产权性质不同的公司中，董事长任期对技术创新绩效的影响以及股权制衡、报酬激励机制和市场竞争等制度性因素在这种影响下的调节作用均可能存在一定的差异。首先，与非国有控股股东的身份相比，国有控股股东的身份不够明确（即不是自然人，而是全民或国家），因此就难以起到有效的治理作用，抑制管理者的道德风险[56-57]。其次，与非国有控股的公司相比，国有控股的公司一方面会受到政府的行政干预，以承担一些非经济性的目标，如就业、社会稳定等[58-59]；另一方面也会得到政府在融资、税收、财政补贴、物资采购等方面的更多支持[60-61]。这两个方面就会影响市场竞争对国有控股公司的治理效应。最后，非国有控股公司的董事长一般都是控股股东，而国有控股公司的董事长则一般都是国有控股股东委派，其聘任、薪酬和持股计划都会受到政府的管制[58、62]。因此，相比之下，在国有控股公司中董事长任期的长短对董事长行为选择的影响可能会更大，而报酬激励机制的作用则可能会受到一定的限制。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6：
H6: 与非国有控股公司相比，在国有控股公司中，董事长任期对技术创新绩效的影响可能会相对较大，而股权制衡、报酬激励机制和市场竞争则在这种影响中的调节作用则可能会相对较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