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湖“意味着一群自由散漫的人, 游离于官府的监看与权力的管束之外, 建立并服从于一种由独特的道德观和义气构建出的民间共识”。《江湖儿女》中的江湖一分为二，其一则是以斌斌为代表的男人的江湖。剧中斌斌与人出现了债务纠纷双方各执一词，甚至斌斌掏出枪来威胁对方也不肯承认，直到把关二爷“请”来，欠钱的人才立马低头。“关公”是忠义的化身，是一种无形的传统江湖道义约束。在斌斌被小混混打断腿之后，巧巧立马打电话召集小弟去抓小混混，“以暴制暴”是江湖儿女处理问题的主要方式。当二勇哥卖的房子有人造谣，斌斌二话不说就答应帮二勇把这事“铲了”，因为他们做事就讲究一个“义”字。这是他们的“江湖道义”，是江湖里约定俗成的文化，是每个江湖儿女都必须自觉遵守的江湖规矩。这个男人的江湖的塑造，就是导演对于中国传统的江湖文化内涵的沿袭。
“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各色各样的社会关系组成了“江湖”，所以才有了剧中台词“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也即有人的地方就有社会。电影中的江湖就是转型时期中国的缩影，多重含义的“江湖”构建起了更为庞大的群体形象。影片中的斌斌和巧巧是转型时期“江湖儿女”的代表, 他们在社会变迁中经历的聚散以及命运的更迭，反衬出处于更大的江湖——时代巨变浪潮下“江湖儿女”们的无奈与面临的残酷现实。
“反乌托邦式的江湖”则是贾樟柯对于传统江湖文化的解构，他的江湖中，没有刀光剑影的快意恩仇，随着时代的发展，传统维度上的江湖全面崩塌，新的江湖反而多了几分现实与无奈。一些美好的东西正在从人们的生活中迅速消失，并且愈演愈烈。在这个物欲横流的年代里，社会关系商业化，靠经济维系，而人的情感异化，人人生活在自己的困境中，人际关系越发淡漠，一如片中所说的“囚徒”。斌斌出狱时孤身一人，身边的兄弟早已不见踪影，曾经身边的马仔甚至开着豪车四处招摇，他无情地被新的“江湖”所抛弃而不得不离开山西。巧巧为斌斌入狱的五年里，斌斌没探过监，巧巧出狱后也没有来迎接，甚至在巧巧远赴三峡找他时也避而不见，其根源就在于斌斌所说“我已经不是江湖上的人了”——他已在心理上认同被江湖的摈弃并甘于沉沦地自我放逐。至此，曾经的江湖道义与情义全部瓦解，人已经被物质异化。而斌斌在瘫痪后重回山西，此时麻将馆成了小江湖，但这个江湖也与以前相去甚远，这个江湖是已经失去了规则与秩序的混乱所在。斌斌要躺在厨子的床上吃饭，却被厨子无情呵斥；因为没有先上主食后上菜，斌斌把饭桌掀了，骂上菜的小弟不懂规矩，反而被他们哄然嘲弄。斌斌昔日的小弟老贾打赌，要拍卖斌斌的轮椅以此羞辱他; 看客们通过代表现代化科技的手机，拍下斌斌受辱的过程……贾樟柯曾说过，“在历史发生急剧变化的过程中，一些原来人们认为天经地义的东西发生了变化，这样人们就感到不适应，开始经历痛苦”，昔日江湖中斌斌曾以为天经地义的尊卑秩序与规则早已随着时代变迁被异化，影片中不遗余力地表现斌斌遭遇的不公与屈辱，正是要表明以斌斌为代表的这样一个群体已被“江湖”所抛弃，成为时代发展中“被撞倒的人”。传统的生存方式在时代浪潮的冲击之下已逐渐瓦解，不再受用。赖以生存的土壤的消失带给人精神上极大的断裂感，从而体现出传统维度上江湖的坍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