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湖儿女》描绘了社会转型时期中个体的拯救与自救，表现在影像叙事中就是“上路”，这既是一种消解焦虑、追寻希望的方式，也是一种主动参与或被动挟裹进时代的洪流的行为。由此观众跟随巧巧的脚步，见证江湖的没落与时代的变迁，同时也将电影分成了三部分，分别代表了电影中女性经历的主体意识萌动觉醒、主体身份确认、主体地位建构的三个阶段。
（一）主体意识萌动觉醒：“我不是江湖上的人”
青年时代的巧巧只是斌斌的附庸，是她拥有地位的原因，“大哥的女人”是她唯一的标签。巧巧不在乎道义，她只要爱情。为此她等了斌斌三年，把后半生的幸福寄托在斌斌身上，希望斌斌能随自己一起到新疆去，成为自己的“家属”，但斌斌却拒绝了。之后斌斌被小混混打断腿，既代表了权力上的“阉割”，也暗示了江湖的无序性和变化性，为后来江湖的没落埋下伏笔。
斌斌带着巧巧来到火山边，巧巧问斌斌：“咱们是哪种人？”，斌斌云淡风轻地说道：“江湖上的人”，巧巧否认道：“我不是江湖上的人”，斌斌把枪递给巧巧，说“你看，现在你就是江湖上的人了”。枪代表着权力，枪的移交暗示着权力的置换，而斌斌教会巧巧上膛、开枪，正式把巧巧带入了江湖，这也是巧巧开始构建性别主体意识的起点。
斌斌被一群小混混当街围殴，这里面必然少不了权力、利益的驱使，另一方面这也是对斌斌权力的再一次“阉割”，巧巧当街鸣枪救了斌斌，此时完成权力的置换，而巧巧在接受审问时更是一口咬定枪是自己的，帮斌斌顶罪，这是巧巧身上开始具有“江湖气”的体现，也是巧巧女性主体性生成的时刻，而此时被“保护”的斌斌所代表的男性权威开始消解。
（二）主体身份确认：“我现在是跑江湖的”
出狱后的巧巧远走三峡，而在这个新的“江湖”空间里她是弱势的。巧巧一到三峡就丢失了身份证和钱包——隐喻其身份的迷失，但同时新的空间所带来的困境又是她构建性别主体意识的外在刺激力。在时代浪潮的冲击之下，人受到物欲的驱使开始异化，由人组成的江湖也开始异化。基督徒偷窃，摩的司机骚扰，成功人士家庭不和公然出轨。如洪水般涌来的物欲，使信仰、家庭、道义土崩瓦解。巧巧行走在这样的“江湖”中，却使原本处于弱势的她飞速成长——支开摩的司机，骑走摩托车并报警；用一朵玫瑰花在婚礼上骗吃骗喝；骗搞婚外情的大款，最后找回自己的身份证——即找回自我身份的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