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辟谣”的质疑权力返还给媒体机构
在官方机构丧失公信力，民众陷入“塔西佗效应”之时，如何在“辟谣”之后，民众对所谓“谣言”提出质疑，又如何进一步验证，传统媒体起到了关键性作用。
传统媒体机构在信息舆论场出现时应该担负起“舆论监督”作用。传统媒体机构相较于新媒体机构，拥有一批业务素质过硬、分析能力突出的调查记者，能够深入现场进行第一手资料的搜集、整理和分析，能够排除利益之外的，尽最大能力带领公众接近事实真相，从而倒逼官方以真相正视听。
新媒体特别是移动媒体发展以来，大量的新媒体涌入媒介市场，电子屏幕市场占领纸质阅读市场，抢占消费者的注意力，导致严肃的传统媒体利润被切断，从而陷入萧条和僵局。而此次事件带来的警醒是，只有严肃的、拥有第一现场采写能力的媒体机构，才能真正做到“挖掘事实，监督环境”的作用。
（二）.社交媒体平台信息有序并精简，事实信息重复过滤机制
数字时代，网民用户需要的是优质精细的互联网服务，而非量大粗放的信息，体现在网络信息内容监管的要求上，则要求在提供更丰富多样的信息的基础上，各媒体平台提高内容治理，尤其是信息过滤水平，从而为网民提供良性循环的网络传播生态。
以微博为例，大量事实信息在用户信息流页面重复推送，现有患者无法得到救助、专家言论反复更改等信息内容传达焦虑、不安和愤怒，给受传者造成强烈的情绪冲击。作为社交媒体平台，如何有效将重复信息流最大程度精简过滤、集中归纳，是面对疫情信息冲击的研究方向。
首先，以大数据形式搜集用户页面信息流，重复性事实多条合并，保证用户在微博页面看到信息，但并不会重复浏览；其次，对于大量的患者求救信息等容易引起情绪焦虑的信息，也可以采取关键词捕捉方式，进行合并，同时也可以查看详情。最后，可以在容易引起强烈情绪反应的信息流上作标识，提醒用户信息即将带来的心理冲击，以做好信息“疫苗”准备。
（三）.大数据支撑下的谣言关键信息捕捉能力，媒体政府机构积极联动的传播机制
对于信息传播中，危害最大的“谣言”，同样可以采取技术方式进行识别和证伪。在谣言最为猖獗的社交媒体中，对于信息流页面、微信公众号页面等公共页面或者截图中，依然被“转发”的谣言，除了传统的“关键词”捕捉方式，还可以深度开发人工智能技术，将信息与“云谣言库”进行比对，并在页面进行标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