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选材，郁达夫曾说“我的译书，大约有三个标准; 第一，是非我所爱读的东西不译”，原作只有是译者自己本身钟爱的作品时，译作才能达到理想的标准和要求。郁达夫翻译的10部小说都具有浓郁的浪漫主义色彩，郁达夫不像其他作家注重原文作者的名气（即使没有读过该作者的书，也会随便找来翻译），他认为翻译既要自己喜欢，也要自己理解，如果没有被作品感动，连动笔的兴致都没有，可见其选材的严格。郁达夫为何选择翻译《“杜莲格来”的序文》呢？首先，郁达夫本人易于感伤的性格和坎坷的人生经历使得他对西方唯美主义的研究比较深入，许子东曾在《郁达夫与外国文学》一文中说：性喜柔波暗柳秋风残亭的郁达夫，也是有意无意地循着伤感旋律的变化,在崇拜卢梭的同时,也认识了波特莱尔,也开始欣赏兰波、魏尔兰 (还有王尔德、斯特林堡、梅特林……)。显然在接触的欧洲文学的过程中,与他对心理表现的特殊敏感同样重要的另一条兴趣线条, 就是对‘忧郁美’的迷恋。”唯美主义对人生价值和态度的理解引起了郁达夫的共鸣，他翻译的作品很多都是感伤浪漫主义，例如G·摩尔的《一女仕》、施笃姆的《马尔戴和她的钟》、林道的《幸福的摆》等等。其次，郁达夫与郭沫若等人在1920年创办了创造社，该社的主张是“为艺术而艺术”，郁达夫曾说：“我们想以纯粹的学理和严正的言论来批评文艺政治经济，我们更想以唯真唯美的精神来创作文学和介绍文学。”可见郁达夫将创造社建成一个纯文学组织的目的与王尔德追求艺术独立的倾向不谋而合，所以郁达夫在1922年将自己翻译的《淮尔特著杜莲格来序文》（指王尔德的《道连·格雷的画像》）发表在《创造》季刊创刊号上，这是因为郁达夫也在借助翻译王尔德的作品表达其艺术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