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霍恩比定义的“戏中戏”“角色扮演”和“赋予角色理性自我意识”等元戏剧叙事手段是对古典悲剧艺术层面上的反思，那么在思想层面上，是要借助这些手段，表现剧作家的理性“自我意识”，从而使“元戏剧”颠覆亚氏以“摹仿论”为根基的“幻觉剧场”。霍恩比在探讨“元戏剧”叙事手法时说道：“这些元戏剧类型不应该被看作被动的分类，而应该被当作工具。它们一般在剧中一起出现或相互交融……是发掘真理的手段。”进而实现剧作家对现实的主动关涉。
（一）自我意识
如前所述，后现代主义者们认为：悲剧的产生并不是因为“命运”，而是因为人的“非理性”，而当角色具有了理性的自我意识时，便不会再受命运的摆布，“命运说”便失去了存在的根基。在前文所述的五种元戏剧手段中（戏中戏、戏中仪式、角色扮演、文学和真实生活的指涉、自我指涉），自我指涉是其中最为极端的一种手段。自我指涉分为两种。一种是“戏剧元意识”，表示演员觉察或暗示自己正在表演。第二种是演员直接指认观众的存在。此外，自我指涉最好在表演过程中展开对戏剧和表演的评论。
《秋海棠》中穿插了大量的戏曲演出片段，由于戏曲天然具有的虚拟性、间离性。在“内戏”中，秋海棠始终默认自己是在扮演角色。因此较为符合第一种自我指涉方式。
例如第一幕中，秋海棠借袁绍文之口说出，他有机会也要改行唱唱，不能老唱旦角。以及对戏曲男扮女装的看法：“大概是因为从前只有男人唱戏，没有女人唱戏的，所以女的角色，也让男人来份演。再说我们中国的戏，并不讲究写实,在台上不过描摹一点儿意思，好像中国画一样，注意的是传神写意，不一定要像真!”“照现在人家看旦角儿的眼光来说，旦角儿还是让女人来唱的好!况且坤角儿也一天一天多了，男的除非唱得真好，还是不演旦角儿为妙。这也是艺术上的一个大问题。”
当罗湘琦问他“戏子”身份的时候，秋海棠颇为激愤：“(先是有一点儿窘，但立刻就变为激愤)我承认我是一个戏子！但是，决不愿意让社会上把我们唱戏的不当人。高兴的时候，捧我们，不高兴的时候，骂我们、毁我们; (满腹牢骚)甚至于太高兴的时候，侮辱我们!什么坏的名气，都会加到我们头上来!尤其是唱旦角儿的! (郑重地)我常常想，我自己是一个人，并且是-一个堂堂的男子汉。因此，我要爱惜自己，看重自己。不能做一件错事，让社会上那些人，那些爱管闲事颠倒是非的人，随便批评我……”
可见，秋海棠具有强烈的自尊心，有初步的自我意识。在内戏中，他明白自己是在演戏。通过和湘琦的谈话，他表达了自己的戏剧观和对艺人地位的看法。
（二）关注现实
霍恩比在《戏剧，元戏剧与观念》的第一部分着重讨论了戏剧与现实的关系。他认为当代剧作家对元戏剧手法的运用使“戏剧不再是被动反映现实的镜子，而是评判现实的工具”。
根据上述观点，元戏剧应当在戏剧中表现对现实的指涉和批判。正巧《秋海棠》的人物走向和社会发展息息相关。例如第一幕中罗湘琦问秋海棠为何叫秋海棠？秋海棠说：“记得小学堂的教科书里，就说到我们中国的地图像一张秋海棠的叶子，所以我就改了现在这一个名字。对于我们梨园同行，这是一种新奇，可以时时提醒他们，我们还有一个国家，我们还是这个国家的国民!对于外界的先生们，我是想使他们知道即使是一个唱戏的人，也还忘不了他的国家!”显示出他对时局的关心。
《秋海棠》将戏子与姨太太的故事设置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之下，人物的每一步发展都离不开时代的变迁。正是因为日军侵华，北方沦陷，秋海棠才不得不带着梅宝到上海讨生活。上海流行的海派京剧重做功、打功，这从侧面解释了为何秋海棠到上海戏院里不得不当武行，且要打那么多场的的缘故。不仅仅是因为秋海棠被毁容，还与上海京剧独特的风格有关。
本剧的旁白所占篇幅极多，能从侧面看出导演的观念。如第四幕开幕时的：“第二是他自己已从一个消费者的地位，变为直接的生产者了。他固然不能再唱戏，再挣大钱，然而他已学会怎样种田，怎样喂牲口，怎样烧饭、做面，他已经是一个道地的庄稼人了。他可以不依靠任何一个人，只凭自己的力气，养活他和他的女儿，并且还有余粮供给别人，所以他觉得这是跟梅宝的长得俊读书用功同样值得骄傲的!”这番从“消费者”变为“生产者”的表述正符合霍恩比所说的元戏剧应当对现实展开指涉、评判。最后一幕，作者更是借秋海棠之口，发出对军阀，对险恶世道的控诉，显示出对现实社会的指涉。
秋海棠 (浩然长叹)神圣的美，人格的美，湘绮，全不是! (加重)这是血和泪，仇和恨结成的美！军阀的枪杆，走狗的刺刀，环境的鞭挞，社会的残酷,结成了这一点点的美……(气息局促，勉作最后高呼)湘绮……你还认识……你的秋……海……棠吗?（晕绝死去。）
霍恩比指出，戏剧在参照文学与真实生活时会对此文学作品或事件进行评论，这样戏剧就产生了自我参照，观众也产生了对“戏剧化”本身的看法与“元”的自我意识。所参照的文学作品应被观众所了解，不能过于宽泛，方能显出“元”的作用。“对真实生活的参照”是参照现实生活中的人或事进行比较。与被参照的文学作品与真实生活相比，元戏剧所再现的人与事应具有相似性或他性（alterity）。
《秋海棠》上演时，上海正沦为孤岛。剧场里的观众很多都是和秋海棠一样，为躲避日寇从外地逃到孤岛内的，秋海棠控诉的军阀混战，官僚险恶等问题，场内观众或多或少都有类似经历。这种对现实问题的控诉，直接指涉现实生活，打破剧场幻觉，将观众从剧场幻觉中带回到现实中，并引导观众对这些问题进行反思，使戏剧不再被动地反映现实，而成为一种反思和评判现实的工具。
1943 年 1 月13 日的《申报 》上刊登一则新闻《冻尸累累，惨不忍睹》，可见对普通上海市民而言，生活已然朝不保夕，秋海棠贫困悲惨的生活是许多上海小市民的最好观照。因此，演出常常爆满，观众全神贯注，妇女们走出剧场往往泪湿衣衫。正是因为对现实的关照加上曲折动人的剧情让《秋海棠》的演出取得重大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