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突如其来的未知传染病，农村是防疫的薄弱环节。中央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强调，要防止疫情向农村蔓延。
（一）农村应对疫情的主要风险点
尽管农村人口密度低，但仍存在以下风险点：
一是农村医疗资源有限。主要表现为医护人员不足、医疗防护用品紧缺、诊疗手段有限等。根据《国务院关于医师队伍管理情况和执业医师法实施情况的报告》，医生过度集中在大城市三甲医院，农村和偏远山区医生极为有限。截至2018年底，我国农村每千人医生数为1.8人，仅为城市的45%。同时，农村医用物资稀缺严重，口罩一“罩”难求，试剂盒优先供应城区定点医院，基层甚至县级的医疗机构都没有收治能力。
二是农村返乡人口多。疫情发展初期，不少科技媒体基于从武汉出发人口流向的大数据判断，一二线城市及省会城市是武汉流出人口最主要的目的地。这一判断可能有失偏颇，因为许多三四线城市或农村地区，与武汉并无直接交通联系，但大量返乡人员需要先经过大城市的交通枢纽，再二次集散。如湖北省内的黄冈、孝感，以及四川、河南、安徽等劳动力输出大省，均是农民工返乡潮的重点地区。
三是农村老年人多。尽管新冠病毒对各年龄层采取几乎无差别攻击，中国-世卫联合考察专家组中方组长梁万年教授指出，确诊病人的平均年龄是51岁，且80%的患者年龄在30-69岁之间；且由于老年人免疫力相对低下，普遍患有基础疾病，更容易发展为重症甚至死亡病例。而随着城镇化的发展，农村老龄化程度加深。到2019年底，全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已达2.54亿人，保守估计，其中农村常住人口占60%，即超过1.5亿。
四是农村聚会式民俗活动丰富。春节期间是农村举办各类酒席、祭祀活动等最密集的时候。如2月宁波由于天童寺集体祈福活动确诊人数快速攀升，疫情广为人知之后，潮汕地区仍有部分村镇坚持举办了“迎老爷”活动。这些集聚活动给疫情蔓延创造了条件。
五是农村仍然存在疫情知情盲区。虽然不少农村因为“硬核”防疫宣传火了，但仍有地区重视程度不够，人员排查困难，瞒报漏报情况普遍。例如，福建晋江一男子从武汉返乡，却谎称自己从菲律宾回来，确诊后被以危害公共安全罪立案。由于他此前在民俗活动、婚宴中频繁接触他人，致使近4000人被医学管控。更要命的是，由于知识水平和判断能力较低，农村谣言更多、更离谱。例如贵州一女子散布谣言称，有一头会说话的母猪告诉她，只要煮9个鸡蛋吃下就不会得瘟疫。
（二）加强基层医疗体系建设
基层医疗体系普遍存在医护人员培训不足、感染监测和响应系统不完善、感染控制困难、接触追踪手段不足、网络和协调系统断层、信息传达不到位、社区参与不够等问题。
基于此，一是要深化“医联体”改革。要加强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技术支持，如医联体内开展互联网远程诊断等。海曙区曾在教育资源均衡方面做出有益探索，将城区的名校与辖区内村镇上的弱校结对，以挂牌名校分校区的形式，促进优质教育资源城乡流通共享。如今的医联体也要复制并不断优化这一做法。农村基层医疗机构可由城区好医院结对托管，实行统一研训、统一流动、统一考核，一定程度上鼓励优秀人才下基层、促进医疗资源整合，还能够加强基层疫情监测防控。医联体内部可建立微信群，快速有效传递一手信息。
二是发挥在地社区联防联控主力军的作用。Hewlett等人（Hewlett et al.,2005）认为，完善基层疾控体系的前提是全面掌握当地居民的社会、政治、经济、健康情况，以便准确预测和快速响应疫情。由于农村基层医疗系统往往与当地街道、村委会联系密切，有利于在地社区第一时间介入，执行管控宣教。“硬核”宣传走红充分说明疫情宣传工作在农村要结合当地文化语境。准确可靠的医疗信息传达，必须依靠农村的大喇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