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交媒体蓬勃发展的今天，数万万群众雪亮的眼睛监视着各个角落。疫情爆发期间，网络舆情的监督力量更是发挥到了极致，发超话、刷热搜，各地的乡村治理水平一经披露，高下立判。可以说，这场疫情，就是乡村治理能力的比赛。
（一）我国农村特征决定治理的核心
我国农村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农村人平时打交道的，都是些生而与俱的人。按照费孝通的判断，农村社会是在一起生长而发生的社会，而非为了完成一件任务而结合的社会，前者是礼俗社会，后者是法理社会。
村里的人先是亲近自己的家人，然后是远一点的亲戚，再是其他村民。这就是费老提出的“差序格局”，像水波一样一圈一圈荡出去。既不过分自私，也不过分慷慨，以直报怨、以德报德。而不是“兼爱”“非攻”。
农村很传统。传统的效力在农村要比在城里强得多。这一点在福建、广东一带尤甚。大规模宗教或民俗活动之所以难以在特殊时期取消，一方面是因为传统由来已久，如期举办符合民众期待，另一方面是民众相信他们是受庇护的，只要虔诚供奉，就能免受病毒侵袭。
在农村，因为社会性质、差序格局以及传统的效力，德治和人治永远占据治理的核心地位。正如《乡土中国》所述，农村很多事情不需要按照法律的流程来约定，因为农村的信用“并不是对契约的重视，而是发生于对一种行为的规矩熟悉到不假思索时的可靠性”。
（二）人依“礼”而治的必要性
家族或村里年长、有威望的人，常常被邀请做见证人，以避免未来出现纠纷时说不清、道不明。老者、乡贤和村干部在乡村治理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不仅仅出于人们对他们的信任，也因为“尊卑有别，长幼有序”的人论思想。
这些规矩组合在一起，就是孔圣人口中的“礼”。费老说过，“礼是社会公认合式的行为规范”，也是行为经济学中所说的社会范式。社会范式既包括约定俗成，也包括国家、政府所制定的规范，利用社会范式进行乡村治理，符合我国强调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方针。
（三）“礼”需要不断纠正和更新
“礼”中其实也不乏错误的、过时的规定。挖土封路，起初广受好评，各地纷纷效仿；渐渐地有声音质疑村干部是否有自行封村封路的权利、是否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懒政。甚至有民间执法队伍暴力执法，对没有口罩的老人拳打脚踢、恶语相向。在东部发达省份，村里选干部，往往会选择有能力、会赚钱，可以带领全村一起致富的，其次才是考虑亲属关系、发红包等“微贿选”因素。所以现在当村支书的，很多都是老板。这个群体能够调动各方资源，也有财力实现村集体发展目标，但也更有机会接触寻租行为，例如外包土地给污染企业、贱卖土地中饱私囊等。这种人治完全站在了法治的对立面上，即有权有势的人按照自己的喜恶来进行价值评判并实施奖罚。
随着经济发展、城乡融合，农民对“礼”的认可度也发生了变化。究其根本，是产业和经营方式的多元化，以及人口流动所造成的。例如互利互惠，以前农村里谁家起房子，一呼百应，都来帮忙，因为谁都有需要帮忙的时候。农村生产方式发生改变后，老板雇农民料理田地，120块一天；上你家盖房子，三天就损失360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给工钱就是理所应当，互利互惠变得不可思议。因为求学、工作等离开农村、进入城市的人越来越多，他们的思想深受城市社会的影响，同时也或多或少地影响农村其他人的思想。
（四）“助推”助力乡村治理改革
摈弃社会范式中的糟粕，重建优良传统，需要从村民的心理出发，寻求有效的乡村治理手段。这种手段就叫做nudge。Nudge被翻译为“助推”，它是一种温和地、非强制地影响人们选择的手段，一般具有以小博大的特征。例如，告知村民，“城里人都不随地吐痰”、“全村人都戴口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