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资本主义”的思想建构回应的是一种现实的变动，这个现实，简单地说，就是传播（或者用马克思式的概念“精神交往”）成为从属于资本主义的手段。
我们知道传播政治经济学一直对传播技术和传播业为金融部门的资本积累服务有批判，但“传播资本主义”这种更多带有文化政治和精神分析色彩的研究具有其独特的深刻性。这里的communicative，尽管在传播学的学科视野和通用语境下，被照例译作了“传播”，但准确的翻译或许应是“传播/交往”——这种并置的处理既照顾到“媒体传播”的惯常译法，体现我们把它作为媒体理论的新发展的界定，又可以克服今天的中文学术环境里“传播”这个词带有的强烈的信息属性和科学主义倾向（李欣人，2016）。也就是说，“传播资本主义”指向的不光是媒体和信息层面，还有生命政治层面，是在讲网络媒体时代的资本剥削某种程度上可以脱离商品的物质外壳，而直接针对商品中的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或者说“直接将剥削和获利指向了位于其核心的抽象社会关系”（蓝江，2013）。
理解“传播资本主义”的时代背景，要注意资本主义形态的历史演进，也就是从工业资本主义到金融资本主义再到传播资本主义的链条。金融资本主义仍然是在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占有主导地位的宰制力量。与此同时，今天我们面对的不只是通常意义的金融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同时还发展出了“传播资本主义”的形态。对金融资本主义的各个方位的讨论已然充栋，讲传播，我们或许仍然更多是放在媒体和大众文化的角度。但考虑到媒体的用户被纳入全球资本主义的享受、生产和监督的严密链条当中，批判学者对“网络传播”的理解、对“传播/交往”的认知就应当既在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维度深入到作为经济活动的全球性传播的生产、分配与消费，同时又在作为“精神交往”的当代网络传播的文化政治和主体性的高度上做出回应。
对于今天的资本主义形态，金融和媒体是其实现全球扩张所倚重的最为重要的两个工具。如果借用曼德尔和詹明信对资本主义历史阶段的划分，传播资本主义可以被看成是“资本向那些仍未被商品化的区域扩张”（孙逊、杨剑龙，2006,p.219）的“晚期资本主义”新特征。
以哈特和奈格里所讲的“非物质劳动”为视野，如果说工业社会的成就是推翻土地不动产的统治，形成工业统治农业、城市统治农村的格局的话，今日占主导地位的已经不再是工业，而是非物质和生命政治的生产，即观念、信息、图像、知识、代码、语言、社会关系、情感等诸如此类的生产(Michael Hardt,2010；转引自鲁绍臣，2016)。这种生产以生命政治也就是社会生命的生产为直接目的。这样一来，对金融资本主义和传播资本主义我们可以加一个戏谑的评语：既要钱又要命。
借助不断更迭的媒介技术手段的发展，人与人之间的信息传播出现爆炸式增长，使得资本主义发现一个前所未有的机会，可以把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作为资本增值的手段。
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今天的资本主义可以说已经从一种生产性的资本主义，演变成了一种传播性的资本主义。随着媒体把几乎所有的用户都囊括进了体系当中，传播资本主义成为了今天资本主义的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它既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形态，又是资本主义的民主形态，当然也是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如果仿照鲍德里亚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所做的概念平移和新的理论建构，在今天传播资本主义的视角下，重要的是新的剥削方式的产生——从工业时代对劳动的剥削转化为传播资本主义对传播的剥削。传播力变成了一种劳动力，剩余价值的积累变成一个剩余注意力的积累。相应地，对今天的传播理论工作者来说，也许我们需要研究另一个层次上的“作为劳动的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