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耀眼的背后隐含了诸多问题，包括伦理道德、安全程度、法律调控、致损责任承担等。本文欲结合已有案例，着力围绕法律人工智能系统进行探讨。
1人工智能是否安全可靠
人工智能面世，首要遭受民众对安全问题的考量。自其诞生以来，意外事件不时发生。例如：16年Knightscope打击犯罪机器人打伤16岁男孩；《精英：危机四伏》游戏中AI出现失控进化与自我创造，更改游戏进展；多款智能预测评价系统涉嫌种族歧视。因此，人工智能的风险系数与程序设计者、执行能力、自发衍生可能等变量息息关联。
在此可引入风险社会理论。该理论中，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及斯科特·拉什(Scott Lash)、劳(Lau)三大代表各执一词。贝克把风险社会视为阶段性产物，各时期的差异归因于制度背景演变，富有鲜明的现代化特征。而拉什将风险与主观心理认知相联系，认为不同个体因身处的背景文化引发不同的感受。劳则采用新风险威胁进行解释。虽观点存在分歧，但其目的都是找寻风险缘由，促进有效应对。其中，贝克所言技术性风险，能更好地阐明人工智能潜在的负面效应，即隐蔽性、不可预测性、危险性。据此，难题便转交至社会治理，核心在于宏观调控。而社会主义法治的基本遵循是依法治国，法治社会的和谐稳定离不开机制基础。论及法律规制的顶层设计，人工智能或会带来强烈冲击。牵涉到法律基本理论关于法律关系的形成、主体资格的赋予，民法中侵权责任的认定与承担、知识产权的享有，以及可能的刑法惩治等，置于后文详细论述。显然，法律掌舵指挥犹为必要，且需包揽事前预防、事中调控、事后补偿整个阶段。
进一步谈到法律人工智能的法理渊源。其中枢支撑来源于分析实证主义法学派。不同于自然法学派对自然法的推崇，强调合乎正义标准的道德原则，分析法学派坚持以现行法为本。前期形成的法律形式主义把逻辑哲学推向顶峰。其要义称：不论主体为何，只要严格按照演绎推理模式，奉行三段论，那么输入所需事实与法律条文，即可得出唯一且正确的结论。恰与法律人工智能的开发思路契合。依此种循环，法律推理等同于填鸭式重复工作，AI的处理速度优势更为显著。然形式主义学说的发展也滋生了其对立面——法律现实主义，拾起形式主义忽略的主观性，观察个体差异对结果的影响。如是，便暴露了人工智能的缺陷所在， AI是冰冷而不受情感左右的机器，只能在设定程序框架内运作，所拟判决难免有合理不合情的疑虑。其次，人工智能恐怕无法理解自然语言，一切认知都囿于植入的数字代码。尽管能够通过不断的自我学习提升智力等级，但价值判断始终是症结所在。
2.人工智能是否会影响法律活动
2.1立法层面
如前文所述，立法是管控人工智能的重要手段，却也首当其冲。抑或是社会进步无法规避的一环，借以弥补法律的滞后性。AI热新起，弊端初现。立法尚为空白，仍需参照既有普适性法条适用。从各国对人工智能的强力倾注预测，其发展态势一片利好，前景无垠。福兮祸之所伏，我国不得不选择起草单独立法，或者修缮现行法典，甚至面临法律体系的重塑。眼下，就已知风险，我们务必做好抵抗措施，在有关法律中增设人工智能特别规制条例。而后更深层次的钻研，进一步考虑出台专门法律。
2.2司法层面
法律人工智能最大的威胁直接指向了司法领域。特别针对大部分冗杂的机械化工作，类似文书送达、法条查阅、案卷整理等。人类百密必有一疏，但机器却十分擅长，鲜有差池。此举进而引发了司法地震，人人自危，陷入恐慌气氛之中。所以，数年后司法工作者真的会被AI完全替代吗？
对律师界而言，AI会加剧优胜劣汰。四年前，世界上第一个机器人律师Do Not Pay上线，专营罚单申诉业务，帮助民众自助应对处罚，无需雇用律师解决。有数据统计，现阶段23%的律师业务已可由人工智能完成。若全方位采用新兴法律技术，五年内，法律从业者将减少13%。况且，人们对法律人工智能的认可度呈持续升高趋势。事实上，日常生活中的简单案件，案情明朗，证据确凿，准据法条，便可充分推导裁判，不足以发挥律师效用。人工智能依靠推理系统程序，同样能轻易作出判定。有些低水平律师抱残守缺，操办一桩桩模板案件。此外全然不知，更不提法律思维与逻辑推理，理应成为最先被筛除的对象。AI技术的研发，减少了当事人的开支，便利法律纠纷的化解。同时，鞭策律师们尽心锻造业务能力，警醒浑水摸鱼的底层律师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