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两篇小说中，有大量的细节心理描写体现了索莫斯太太和马拉德夫人的挣扎，但在其中也蕴含着深深的反抗姿态，具体到文本中就是人物的行动，得到的结果就是自我意识的觉醒。这两篇小说其实是女性意识下具有前后连接性的文本。如果说《一双长丝袜》简单的传达出女性在婚后的自我牺牲和自我的满足之间的一种较量，女主人公因满足物质欲而得到了幸福，但最终也只能乘坐在通往现实的电车上，那么《一小时的故事》就是辛辣讽刺了婚姻枷锁对女性的戕害以及女性对精神追求的渴望已呼之欲出，并且以充满戏剧性的死亡得到了真正的解放与自由，马拉德太太的死正是文章的高潮部分，她这样被定义为“狂喜之下”的死极具反讽意味。
索莫斯太太经历了自我满足与母亲责任之间的挣扎、马拉德夫人经历了丈夫死后作为妻子应如何自居以及内心早已难以掩饰的雀跃之间的挣扎。很显然，两位女性都被自己的内心驱使自己做出了相应的反抗。索莫斯太太在得到了丝袜后，又去添置了其他与之相配的物件，她找到自己并沉浸属于自己的幸福中，在短暂的享受后内心已然有了自由的因子并且无法抹去；马拉德太太“兴奋的眼中闪烁着胜利的光芒”在痛苦与新生中的纠结中，她坚定的选择了后者。这两者在获取短暂的自我满足过程不一样，但二者的短暂自由体验是相同的。无论是在物质或心理的满足下，她们都在偶然的因素下，正确认识了自我、并承认自我。正是在这样与多个身份的自我较量之下，女性意识得到了新的提升，也给予读者更多的理性思考。在凯特·肖邦这两篇小说里，尽管没有使用“我”或“我们”这样的字眼，但在作者型的叙事声音下，索莫斯夫人和马拉德夫人所经历的一切正是19世纪那个年代，大部分女性所经历的一切，她们是当时无法真正走出房门的家庭主妇其中一个、也是那个时代女性的缩影。作为婚姻关系的其中一方，这看似拥有对等关系的美好设想被男性对女性的精神禁锢与乏味生活的挤压下，婚姻关系的本质渐渐浮出地表。这不得不让人发出感叹：上帝始终是站在男性一方的。凯特·肖邦正是用这样两个具有代表性的人物角色来为当时的女性发声，争取话语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