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竭诚明道”“以辅法教”的编辑主旨
《申鉴》五卷，分别是《政体》、《时事》、《俗嫌》、《杂言上》、《杂言下》。荀悦在《政体》篇开宗明义，先申明本书述作之意——“前鉴既明，后复申之”，故名“申鉴”。通观全书，其编辑主旨意在向皇帝“竭其诚”、“明其道”、“尽其义”，申明“致治之术”、“为政之方”，“以辅法教”。在荀氏看来，“凡政之大经，法教而已。教者，阳之化也；法者，阴之符也”。既秉承儒家民本、礼治的理念，也认同法家“听言责事”、“举名察实”的思想。主张王霸兼施，德刑并用。有鉴于此，加之荀悦乃先秦大儒荀子后人，故后世常称其为《小荀子》。
书中各卷内容皆围绕上述主旨、主线展开。卷一《政体》篇重在理论阐释，申明君主为政致治的“大纲”，诸如要“先屏四患（伪、私、放、奢），乃崇五政（养生、正俗、章化、秉威、统法）”，要任用贤臣，体察国风，矜慎刑狱等。卷二《时事》篇重在时政建议，申明君主目下施策的“细目”。该篇先收后放，开篇言明全篇要点，拢共二十一件事，包括明考试、德刑并用、议禄等，然后循序渐进，层层推衍，将诸事一一析解。
卷三《俗嫌》篇则先放后收，从卜筮、神仙、避疾、祈请等当时流行的谶纬现象入手，抽丝剥茧，逐一驳辩，最后直指问题根源，乃是“非仲尼之作”的纬书流行，建言皇帝要“不受虚言，不听浮术、不采华名，不兴伪事”。此篇看似谈论些荒诞不经，实则大有深意。“儒者言灾祥言运会，妖之始也。”谶纬邪说流行，恰是东汉君权下移的表征。故而《俗嫌》篇主旨依然在回应时事热点，阐明致知之道。
卷四《杂言上》、卷五《杂言下》，内容驳杂，既有治国理政的探讨，也有修身养性、性命之辩等论述。看似随意排布，将不同事类辏集一起，实则阐明“致知之要”在修齐治平这一思想主线展开。其间多零金碎玉，精义名言。譬如，性有“三品”、君子“三鉴”（“君子有三鉴：鉴乎前，鉴乎人，鉴乎镜。”）等。
综上，《申鉴》全书侧重正面敷陈，少有时人“放肆其言，不拘节制”的特点。要领会这一点，还需知人论世。荀悦性格散淡，出仕前曾“托疾隐居，时人莫之识”；身处汉魏嬗替、“政移曹氏”之际，慑于当时政治高压，碍于自身地位敏感（天子近臣），鉴于好友孔融等人因言获罪，故著书立说、进言谏议有所节制，未过多指斥时事。这从其熟悉汉史，却多选汉以前故事，出言谨慎、避触时讳可见一斑。诚如王夫之所言，“故当纷乱之世，未易立言也。愤前事之失，矫之易偏；避当时之忌，徇之不觉；非超然自拔于危乱之廷，其言未有不失者也。 ”这也是情势所迫下的选择。
（二）征圣宗经，博方守说的编辑原则
“两汉君臣，皆以经义发为文章。”（凌曙《公羊答问》）这是两汉文章、著述的共性特点。揆诸《申鉴》，此特点较为突出。荀悦认为，儒家经典已将仁义大道阐明备至（“五典以经之，群籍以纬之”），其所作工作只是“后复申之”，谨守“圣典而已矣”。全书援引《尚书》、《易经》、《诗经》、《春秋》等经籍，这些经籍既是其发论的引子，也是其持论的依据，更是其结论的旨归。不仅思想观点上受其主导，甚至文字表达上也深受影响，充分体现了刘勰提出的“征圣”、“宗经”思想。
当然，荀悦《申鉴》也非“述而不作”，简单抄撮经籍，而是进行了一番融裁编辑，斟酌损益。其明引暗引交互使用，有所因循，又有所发覆；征圣宗经，又有所创造。采撷保存了大量文献资料，具有重要文献价值；又融会贯通，独抒己见，提出不少有价值的思想观点。可以说，《申鉴》融编辑、创作、著述于一体，堪称匠心独运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