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族女作家构建的小说世界是一座别具一格的艺术花园，既不是姹紫嫣红，也不是萧疏荒凉，在冷暖交织中酝酿出该群体作家小说不温不火的香醇。她们将舒缓冲淡的曲调倾注到情感书写、女性自我意识的“抑制”之中，形成节制、内敛、含蓄的中和之美。
藏族女作家小说擅长书写与情感有关的故事，而在处理感情时，呈现出内敛、克制的倾向，有节有度地将郁积于心间的喜爱、无奈、忧思、悲悯等情感和缓地表现出来。格央的《小镇女儿》中，门巴对央金产生了喜爱之情，格央在叙说时并没有让门巴直言如何喜爱央珍，而是缓缓地说道：“过去，他认为父亲给予了他母亲所能给予的一切：关心，爱护……可是，现在，他才感到父亲决然没有给予他女性所特别需要的东西：温柔，呵护……父亲可从来没有扭着腰肢将屋里弄得一尘不染呀！”央金是门巴真正接触过的第一人，一个三十岁的男人第一次强烈地意识到需要一个女人，需要女人生一堆孩子。无疑，门巴喜欢眼前十五岁的央金，她的秀发、婀娜多姿的腰、微微高耸的胸，还有女性的柔情、体贴、顺从、安静……央金也喜欢门巴，认为他有文化、见多识广、心地善良，所以便默默地接受他的爱、他的需要，也接受了他的无情。央金含情脉脉地注视、无声地等待、平和地接受对方所做的一切，表现出对爱情的坚定。
对于女性来讲，爱是生命中的“重头戏”，是决定女性是否幸福的重要因素，因而很多女性毕生都在寻求爱情。爱之于女性如此重要，爱情里的女性却往往承受被抛弃后的伤痛，无奈又无望地等待着。梅卓的《麝香》，讲述了吉美苦苦地等待爱人甘多并绝望自杀的故事。十年前，正处青春年华的吉美在一次聚会时认识甘多，并疯狂地迷恋上了他。吉美为甘多放弃了几辈人积累的绘画天赋，背井离乡来到一个甘多喜欢的地方。为了爱情吉美开始写作，并在写作中熬过十个春秋，直到甘多出现。而十年后的甘多已为人夫人父，吉美在等待中被抛弃了。在送走苦等十年的爱人后，吉美划断自己的静脉，让浓稠的液体流过狭小的房间汇聚成一条血河。爱是吉美生活的信念，当自己被甘多抛弃成为事实后，无奈地选择了自杀。
在藏族女作家小说中，除吉美外，被抛弃的女性不在少数，《魔咒》里的达娃卓玛，《出家人》中的洛洛，《城市的门》里的桑吉……这些被爱人抛弃的藏族女性，没有歇斯底里地怒吼、咒骂、抗争、报复，而是以默默地等待、无数次地迁就、原谅甚至是祝福的方式对待抛弃自己的人。她们隐忍地接受了男性的无情、始乱终弃，静静地承受着被弃的无奈。像背负20万巨债的达娃卓玛，人财两空的她于困境中重生，并原谅了康噶，“愿他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获得平静安定的生活”，重新找到生活的快乐。被抛弃的藏族女性处于尴尬境地，她们将苦与痛埋藏心底，坚强地承受着生活给予的一切。在这里，坚强与坚韧已然成为梅卓小说中女性的气质特征，甚至是藏族女人的品质特性。女作家们有意讲述了多位被弃女性的故事，这是作家自觉关注藏族女性生存状态的一种表现。
对女性的关注和同情，使女作家的小说弥漫着悲天悯人的哀怜之情。藏族女作家没有刻意地将其放大，所以即便是悲悯情怀仍不失节制。身为女性，女作家们对雪域女儿的痛苦感同身受，她们用节制的笔将所见所闻表现出来，让更多的人了解藏族女性的生存困境。女作家们以审视的眼光看待现实中的诸多问题，以怜惜的情感拥抱着本民族的女性，试图引发“疗救者”的注意，这也是温情脉脉书写的宗旨所在。
不仅女作家笔下的女主人公们隐忍地承受被抛弃的现实，将一腔愁怨化为无言的等待，而且作为作者的女作家在叙述这些被抛弃女性的故事时，也呈现出隐忍的特点。她们没有以女权主义的姿态，为不幸的女人们代言，直露地批判薄情寡义的男性，也没有将怨恨转化为自己的叙事语调，而是冷静地述说着被弃女性的经历。她们自觉地“抑制”女性自我意识，抵制过度的“身体写作”，增强小说的节制感。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隐秘空间内自我欣赏与慰藉体验的张扬与抑制。90年代后的诸多内地女作家以自己的身体体验作为真实的写作素材，把人物放置在一个幽暗、隐秘处，让女主人公在狭窄、私秘、黑暗的空间中，诉说感性体验，宣泄肉体欲望。藏族女作家们在描述女性的美丽时，自觉回避肉身的直接陈述，通过脉脉含情的眼波，传达女子的娇羞；或借助于对衣服、发髻、装饰品的夸赞来赞美女性的美丽。像格央描述《让爱慢慢永恒》里的姬姆措，她穿着一件酱兰色的裙子，懒洋洋地坐在绸缎店里椅子上，袖子在腰间打了一个漂亮的结，身上套着黄缎缕边的湘红色衬衣，系着亮丽的彩带的辫子直托到腿边。这种对外在装饰的夸赞来彰显女性的美，而非直接表露姬姆措身体的曲线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