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族女作家小说表现出许多共性——典雅明晰、严肃、规范，在节制、均衡、和谐的情致中保持雅致、适度的格调。但“风格”兼具着共性和个性两方面特征，藏族女作家小说唯美的共性风格特征下，因女作家们不同的成长经历、教育经历、人生体验而使小说呈现出差异化的个性风格。马丽华在《雪域文化与西藏文学》中指出了以格央、唯色、央珍、梅卓等各自不同的风格，即“格央，恬静之美；唯色，浪漫之美；央珍，端庄之美；梅卓，飘逸之美”。
兼具诗人、散文家、小说家三种身份于一身的多产女作家梅卓，在小说创作上，有意识地取材于藏族生活，吸纳民族风物、典故、传说中的人文因素，并将藏族鲜明的神话思维和固有的观念编织在小说中，营造出了特殊的面貌。她游刃有余地穿梭在传统与现代、草原与都市之间，反思多元文化碰撞下藏民族的发展状貌。梅卓沿袭了藏民族幽默的性格基因，将其潜藏于小说的字里行间，使文本散发着都市气息的明朗之美。
出生和成长在西藏拉萨一个上层社会家庭的央珍，熟知贵族的家庭生活、礼仪规矩、服装首饰、饮食习惯，官场的升迁任命、典章制度、等级权利斗争等社会现象与人情世故。面对人们单一地将西藏视为“净土”、“香巴拉”的理想圣地或“野蛮之地”的现实，她试图通过对历史的书写，展现时代变迁和藏民族的心路历程，还原真实的西藏。《无性别的神》类似于正剧的题材，塑造了西藏多位贵族形象，表现了小说能反映历史、时代与社会的广度与厚度，使文本弥漫着“贵族小姐”的端庄美。
擅长写寻常人喜忧恩怨、平常女儿心的格央，自1996年发表处女作《小镇故事》以来，一以贯之地坚持写平凡人的故事，作品情节从平淡开始至平淡结束。格央小说中的人物都是芸芸众生，他们有着平凡的相貌、平常的职业、普通的物质条件、寻常的经历，他们的故事透着恬静淡然之美。
不同于以神秘色彩书写西藏的方式，尼玛潘多自觉践行“底层叙事”原则，以普村中阿妈曲宗一家桑吉、达吉的情感追求与现代物质生活追求为主线，以转型期藏区农村社会的渐变为辅线，串联了日常生活、风俗习惯及文化理念等多种元素，立体再现了乡村藏族的生活画卷，透着朴拙的质朴美。
白玛娜珍借爱情、欲望的书写表现多元文明冲击下，藏族女性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如作者坦言，写作的目的是探索生命和社会；与之相一致，白玛娜珍笔下的女人们也在探索，用肉身与生命在探索。小说借她们不停地寻找、更换情人，展示了内心孤独、痛苦、无奈与挣扎。白玛娜珍塑造了一系列自我意识萌现的女儿们，“使世人更多地了解藏民族中伟大女性的内心世界——她们的爱和生命的种种困境。”这反映了作家关注藏族女性的社会责任感，也增加了作品的厚重感。
梅卓小说的幽默美、央珍小说的端庄美、格央小说的恬静美、尼玛潘多小说的质朴美及白玛娜珍小说的反思美，使藏族女作家小说唯美风格变得具体可感，丰富了藏族文学的形貌。
总体看来，藏族女作家小说的节制与唯美的古典风格具有重要意义，反拨了当下泛滥的情欲书写现状，起到了“文学治疗”的效果。藏族女作家的小说突破了“情欲”的围城，使文学的花园百花競放。她们含蓄处理男女欢爱的场景，节制地书写着有关情与爱的故事，不以暴露女性的身体为吸引读者的“亮点”。
在不同的文化里，身体有着两种不同的境遇：一种是被“包裹”，如束胸、缠足、贞节带、阴部缝合，另一种是被“剥离”直到只剩下一个裸体。部分“美女作家”们放纵欲望的泛滥，一点点地剥离被“包裹”的身体，带来的是理性的缺失和精神的沦丧。藏族女作家们含蓄、温和地处理沉重肉身的层层“包裹”与赤裸裸地“剥离”二者之间的关系，既不刻意藏匿身体又没有不顾一切的暴露，而是客观地呈现新时代环境下藏族女性的生命状态，以略带悲悯的情感言说着女性生命的不可承受之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