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里达的《论文字学》是他解构思想的集大成之作，德里达后期的语言学观点几乎全部由此书演化而来，当然，德里达理论中的问题也几乎都可以在这本书里寻出圭臬。《论文字学》包含两部分，第一部分全面深入地说明“痕迹”的起源[ 或“踪迹”，德里达拒绝讨论起源问题，一切起源问题都属于在场，而“痕迹”超越了在场，所以这里的“起源”只是德里达关于“痕迹”这一话题事件的言说性的开端。同时要指出的一点是，整部《论文字学》是将“痕迹”与“分延”（即“延异”，下同）并举的，前者出现的次数略高于后者，读者可姑且将“痕迹”当作“分延”的名词性呈现，德里达本人也说：“纯粹的痕迹就是‘分延’”（《论文字学》，汪堂家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第89页）。]与必然性；第二部分（从该部分第二章起）可看作是对卢梭《语言起源论》的注解，探讨语言问题的自然起源，从第二部分开始，德里达开始细致讲述“分延”（即“延异”）是如何在历史中展现其作用和价值的，而第一部分是第二部分的总纲，不仅阐述了德里达对解构性历史的精辟见解，也详细总结了汉语从17世纪到今天在西方哲学发展中扮演的独特角色以及这一角色的演化历程，尽管德里达对汉语的思考贯穿了整本《论文字学》，但对汉语的具体论述则集中出现在其著作第一部分的第三章，这一章的写作围绕西方语言学研究历史而展开：从最早的莱布尼兹“普遍文字”计划到心理分析学派的讨论成果，讲述西方语言学研究视野的迁移与被动受挫的经历；从逻各斯中心主义的伟大追求与语言科学发展的龃龉，讲述西方哲学“语言学转向”的必然和科学实证主义对此追求的“离心化”背反。这一章节是《论文字学》中最富有现代性精神的部分，而汉语如同一线魅影，反复穿插在西方语言学的每一个理论羁绊和逻辑延宕当中，不仅使解构思想获取了科学性的价值定位，同时也揭示了汉语在这一现代性历史时期中不可替代的独特意义和超越背景。
中国与欧洲思想的接触从明末时期耶稣会士与中国的偶然相遇开始，他们的传教行为带有一种强烈的扩张性和进取精神，也在西方现代性历史革命历程中扮演了先行者角色，尼采曾如此评价：“（欧洲的灵魂一度极度紧张，）欧洲人觉得这种紧张是一种痛苦，已庄重地做出了两次尝试来松开弓弦：一次依靠耶稣会教义，一次依靠民主启蒙”。西学东渡在明末的中国只是一个小小的政治事件，但在17世纪的法国，这是一次具有相当深远的文化政治意义的“对话”。
莱布尼兹本人未曾来过中国，他对中国的全部了解都来自耶稣会士的传播，他的思想不可避免地沾染了教士们的神职保守性和基督东传事件的现代性革命色彩，他试图建立一种“普遍文字”，这普遍文字具备一个基本前提，也可以说是它建立后要解决的首要问题，那就是语言的“断裂”。众所周知，在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固有观念中，声音是语言唯一的自然实体，语言的自然本质是声音，文字不过是言语的再现，但是在历史演化过程中，声音这一脆弱的物理实体极容易被篡改和误读，误读又产生新的误读，最终脱离了它的原初意义，作为声音从属品的文字穿越历史保留了下来，而声音本尊却在线性时间中“走失”了，比如“表音法中没有字母对应于发音的音调，相应地，在发音中没有音素对应于字与字之间的间隔”。
这种意义与声音之间的断裂是难以忍受的，按照语言学的传统观点，逻各斯是人思维本质抽象后的形式，是最源始的形而上学，也是海德格尔的“存在”——语言的家园，而逻各斯依赖的感官是耳朵，声音是其媒介且诉诸于记忆，记忆对抗着遗忘，因而“好的记忆”意味着心灵对意义的一种直观。对这直观断裂的敏感发端于17世纪，发端于启蒙运动的兴起与印刷文化的繁荣，一时间欧洲人突然警醒了一点：文字与声音、意义的结合涉及最基本的知识问题，逻各斯问题，而文字对印刷品的依赖让人们找不到那种最原始的“直观”了，所以如果不讨论能指与所指的链接问题，重新连起声音和意义的关系，逻各斯就会离我们越来越远，从基督教神学的角度来说，解决了逻各斯问题，上帝实存就得到了证明——如果上帝可能存在，那他就一定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