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字学》从第二部分第二章开始，一直在不遗余力地说明“替补”这一概念的作用和表现，正是通过层层“替补”的努力，文字史才能在人们的观念中演化出如是这般的模样，无限的替补体现的正是“延宕”（différer，德里达核心概念“延异”二重涵义的其中一义，另外一义是“差异”）的形式。而“差异”（difference）的表现则在中文与希腊文的区别中得到诠释：

这种语言（即“原初语言”，本文作者注）根据不同的关系，有很多同义词来表达同一事物。……它在某些方面类似于汉语，在另一方面又和古希腊语和阿拉伯语接近。倘若你理解了这种语言的所有的变化，你将会发现柏拉图的《克拉底鲁篇》并不像其字面意义上所表现的那样荒谬。

德里达所引的卢梭的这段描述将汉语和古希腊语视作原初语言的两个来源，这种假设的原初语言就是希腊语和汉语的合流，而苏格拉底的《克拉底鲁篇》中说了什么呢？柏拉图认为语言具有“自然”和“约定”两个起源，在卢梭的表述中，属于“约定论”的，是拼音文字，属于“自然论”的，就是表意文字（中文）了。
而德里达对这段话中所言的语言阶段的解释是“这是一种尚未被音节、习惯、替补所败坏的语言阶段……这是诞生语言的时代，正如存在‘诞生社会’的时代一样”。“替补”是一个动词，是一般意义上的错位本身，是永远在发生、永远流动不居的内涵的游戏，在这游戏的历史中，言语、社会、情感等“人的特征”才开始涌现。也就是说，在原始文字中，表意性与表音性是共存的，“替补”发生后，二者才出现分野，汉语的表意性早在“替补”之前就已经存在，它直插“延异”概念的核心部分，占据原始文字母体的表意一极。
所以，德里达的解构思想就这样为中文妥善安排了一个位置，不仅能使它与拼音文字共处同一座巴别塔之中，与拼音文字共享一个本体性的“起点”，同时也与拼音文字一起，接受这个“起点”所定的游戏规则，他们从这个共同的“起点”出发，在历史中逐渐走出差异和区分，它们与这个起点之间的距离，叫做“延宕”（différer），它二者之间的差别，被称作“差异”（difference），此乃“分延”(différance)的第一要旨。
“延异”（或“痕迹”）是《论文字学》的核心概念，它的特性首先表现为超越“此在”，在存在主义论域中，此在（Dasein）意味着在言说中在场，它仍然是一个可以在语言中被把握的东西，因此哪怕是起源问题，在这里也显得过于外在了。所以“延异”必须是非在场的，从它的动词性质中能看出它并不是实体，而是一切事物内在的形式变化或变化潜能。德里达发现汉字与拼音文字的差异是如此巨大，以至于无法从任何一种语言中寻找到卢梭所呼唤的“原初语言”，那就只有超越语言本身，在语言之外寻找答案，所以“延异”不是一个认识论概念，而是一个本体论概念，只有它能够将两种迥异的语言融合进一种混乱痕迹混沌不清的杂糅与暧昧当中。德里达曾将痕迹（延异）描述得如同老子的“道”一般神秘：“既不属于现实世界，也不属于另一个无声无光，既不存在于时间也不存在于空间的世界的活的经验的时间化过程中，……既非理想的东西也非现实的东西，既非可理解的东西，也非可感知的东西，既非透明的意义，也非不传导的能量，没有一种形而上学概念能够描述它”。若这般复杂的设定只是为了解构一种语言，那未免有些小题大做，德里达的真实目的是将汉语这一异质要素纳入语言学范畴，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动摇逻各斯中心主义的统治，才能获得哲学大同。所以解构主义与其被看作是一把进攻西方哲学传统的匕首，不如被看作是一个能够容纳所有异质文化的口袋，这也是德里达后期思想转向政治文化批判的必然路径。
当前路已经扫清，迷障业已勘破，德里达眼前就只剩下一个问题：汉字当如何切入语言学研究的方法建构之中，在理性主义和神秘主义两条路被全部封上之后，容纳汉字阐释空间的语言哲学讨论何以可能？
回到《论文字学》第一部分的第三章，德里达在打破了科学理性与文字学研究之间的联系之后，对时间性——即语音的存在始基进行了反思，这种反思始于勒鲁瓦·古朗的“与线性语言分离”思想的评论，语音的传达离不开线性时间提供的物理基础，随着科学技术的经济原则对时间性进行解绑，时间性对哲学的压迫也逐渐减轻，多维化符号与阅读开始动摇时间性的权威，按照德里达对海德格尔的解读，“时间性概念本质上决定着从亚里士多德到黑格尔的所有本体论”，时间性的动摇就是整体西方哲学传统的动摇。在一种即将到来的世界多维化范式结构中，线性思维模式也不过是诸种文化模式的一个子集而已，从广义上来说，也就是福柯所定义的现代文明中的某一类“知识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