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60年代是一个特别的时期，解构主义思想，或者说类似于解构主义思想的思想在这一时期极为活跃，除了德里达之外，许多人都参与进这一浪潮之中，如拉康就依据能指与能指之间的碰撞而产生的新的文本性问题假设了一整个世界——主体的潜意识领域，这种超验的心理体验与德里达的“延异”同属此在的彼岸；而萨义德将整个世界主流文化主题价值群落与整体思想架构看作是一种“西方偏见”，他甚至据此批评德里达将目光只放在文本踪迹而非文本事实当中，这会让读者将批判关注放在那些平等性的文本内的符号扰动上，而放弃追问产生这些西方逻各斯中心主义文本群像的核心要素——政治、阶级、意识形态的龃龉和冲撞。
也许是萨义德的批评影响了德里达，他在自己后期学术生涯中将几乎全部的注意放进了政治批判领域，这除了让读者看到了一个伟大的知行合一的思想者形象之外，也让他后期的理论看起来有些零散而游移，但正是这样的文本特质让我们看到了一种更加亲切的对中文的好奇和向往。
在中译本《书写与差异》中，德里达在访谈代序里曾郑重地说：“这个以汉语读者为对象的译本对我来说是多么的重要。他不是众多翻译文本中的一种，……一切同时能使我被中文世界的阅读和得到回应的工作，鉴于哲学和政治的理由都是特别重要的，我十分好奇地想要知道这种翻译工作……是如何使翻译两极的世界发生变动的……”
这是后期德里达思想的一个突出特点，他始终偏爱用语言的差异来解释所有差异，乃至于对他自己的文本来说，他也非常好奇自己的文本如何被另外一种语言——尤其是汉语这种身处文化“另一极”的语言所表述，就仿佛翻译行为是一种再创造，翻译本身呈现出的语言特性差异就在言说语言本体问题，恰如德里达曾论及我们讨论文本的方式那般，“我们必须同时说多种语言，生产多个文本”。
所以，当语言问题就是文本问题，就是政治问题时，关注政治的德里达就必须再次回到语言中来，人不可能学会所有的语言，就只好退而关注翻译，德里达在这个“代序”中也坦承了这一点，所以中国问题就跳出了它自身的地缘概念，成为一种表达逻辑和政治话语阵地了，如果说早期德里达将中国看作一种语言学的他者形态，那晚期的德里达则彻底将中国看作是一个话语异质主体和他者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