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非审判
非审判的观念在依据真实事件改编的电影中显得尤为突出，这些电影均选自社会的负面事件。《距离》改编自东京地铁沙林毒气事件，《无人知晓》改编自西巢鸭弃婴事件，《如父如子》改编自婴儿错抱的事件，《小偷家族》改编自一条欺诈养老金的新闻。是枝裕和没有简单地进行是非黑白的判断，而是深入到当事人的内心世界，给予观众一个不同角度的解读。而影片中的人物，往往既是加害人也是受害者。
在《距离》中，是枝裕和选择了加害者的家属为叙述对象，一方面他们属于加害者的亲人，另一方面，加害者受到制裁后，他们也成了受害者。这种双重性的身份既能引发观众的同情，又能让他们保持一定的距离对此进行审视。在《无人知晓》里，母亲也有相同的境遇，一方面她把孩子单独遗留在房子里使得她变成了加害者，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从头到尾这个母亲都是受害者，孩子父亲的失职是她们母子悲剧生活的开端。《如父如子》中则选择了一个次要角色护士。护士因嫉妒野野宫良多一家的幸福生活而将两个孩子掉包，也因此埋下了两个家庭的纠葛。护士是两个家庭的加害者，但在后来的解释中，我们明白她是这个社会的受害者，自身的不幸使得她无法容忍他人的美满。《小偷家族》则更将视角放在了父亲身上，一方面，他属于社会的败类小偷，而另一方面，他的所作所为是在承担他对家庭的责任。
《无人知晓》在海外参加电影节时，是枝裕和接受了媒体的采访，其中被反复提到的问题是：“你对电影中的人物没有道德性的批判，甚至没有指责遗弃孩子的母亲。”是枝裕和对此作了自己的解答，他认为导演并不应该去担任法官或是上帝来对个体进行审判，站在一个客观的视角，反而能让观众对此拥有更多的思考。
是枝裕和曾坦言东京地铁沙林毒气事件对他的创作造成了深远的影响。1999年，奥姆真理教的前信徒上祐史浩出狱时，无论是个人还是媒体，对这个曾经的罪犯都给予了最大的鄙夷，有媒体派出直升机尾随并对之大肆报道，给予了法律之外的第二次审判。这种将恶独立于我们之外的态度引发了是枝裕和的思考，他认为报道的目的应是从犯罪事件中汲取教训，而非迎合公众的态度。因此，他尽量让镜头走向事件的内部，采用多个角度，赋予人物多重特性。这种非审判的创作观念，能够让观众看到事物的两面性，也能激发观众更多关于现实社会的思考。
（二）“存在主义观”
“存在先于本质”是萨特的一句著名论断，也是萨特存在主义的出发点。人在诞生之初没有任何本质可言，想要确立自己的本质必须通过自己的行动来证明。在“存在先于本质”这句论断中，萨特肯定了人的价值和尊严，强调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强调了人的地位和作用，激发人们采取积极的行动，去创造自己的本质。是枝裕和的创作也围绕着“人”，正如他曾在传记中谈到的那样：“比起有意义的死，不如去发现无意义却丰富的生。电影并非高喊口号的东西，它就是为了表达生命真实丰富的感受而存在的。”
是枝裕和的电影创作一向从人的角度出发，将人的内在价值作为思想的内核，这一点在《空气人偶》中体现得最为明显。《空气人偶》讲述了一个人偶获得生命的故事。很显然，导演借人偶指代人类，以人偶的内无一物隐喻人们空虚的精神状态。人偶的做法是积极向上的，自获得生命之后，她通过与人类接触交流获得了情感、思想等人类独有的特质。而人类则正好相反，人类出现了精神与行动的双重倒退，例如人偶在遇到无所事事的老人时，双方的对话揭示出人类整体萎靡的精神状态。因此人偶的成长之旅，也是一个重新审视人的存在意义与价值的过程。当人偶丧失情感又重新变回玩具的时候，她被遗弃在垃圾堆中，这一结尾警示着人们，当人失去情感、失去生命的感受，人也不再有存在的意义。
是枝裕和的电影中，同时也关注着死者，死者往往充当着重要的角色，用是枝裕和的话来说就是：“我想通过观察死者，客观地批判当下成年人的世界。”是枝裕和在创作时，时常将已逝去的亲人作为叙事的内在推动力，展现生者的转变与成长。例如在《幻之光》中，影片在第20分钟便展现了前任丈夫的死亡，之后的篇幅都聚焦于由美子命运的转变以及对内心阴影的克服；再如《花之武者》中，为父亲复仇是影片的核心情节线，在这项使命的进展中，主人公青木宗左卫门从胆小怯懦成长为一个有胆识有担当的人；又如《海街日记》中，影片以父亲的葬礼作为开端，以四姐妹对父亲的赞许作为影片的结束，将父亲对女儿生活的影响贯穿于文本的各个段落，表现了三姐妹对父亲的重新认识与接纳。死者与生者的关联，死者曾经的存在对于生者的影响，在是枝裕和的镜头下被放到最大。
是枝裕和对死者的关注与母亲的离世关系密切。在母亲住院那段期间，是枝裕和忙于工作上的事项而忽略了对她的陪伴，不久后母亲逝世，这也成了是枝裕和的一大遗憾。但母亲的形象一直影响着是枝裕和，电影《步履不停》、《比海更深》正是对母亲的书写。母亲也曾在生前担忧是枝裕和是否能以拍电影为生，因而是枝裕和的每一次努力，每一部作品，既是对自身意义的找寻，也是在对母亲的质疑做出回应。总体而言，是枝裕和秉着非审判和“存在主义”的创作观念，在保持审慎客观的同时，也温情地展现了电影中人物的内心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