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考前人诸说，对《赠王粲》的作年判断，总体可分为两种，即“拜侍中前”与“拜侍中后”。
（一）“拜侍中前”说
持此说者又可分为两类，其一，有明确的系年。俞绍初、王晓东二人认为此诗应作于建安十六年，顾农《王粲论》也持此说，认为《赠王粲》诗应作于建安十六年且在王粲从征马超前，笔者以为此说合理；其二，无明确的系年。古直与赵幼文只粗略判断彼时王粲虽已归魏但未任显职，故《赠王粲》应作于拜侍中前，然未明确具体时间。
古直《曹子建诗笺》：
玩“重阴润万物”等句，知此时王粲尚未显用，诗作于王粲未拜侍中以前无疑。
赵幼文《曹植集校注》:
王粲初归曹操，未任显职，对当时政治待遇抱着悒郁不满之悲思，欲见曹植申诉而无机会，故写诗(笔者按：即《杂诗》)以倾诉自己的愿望。
赵幼文认为，《赠王粲》为答复《杂诗》之作，结合王粲的生平履历可以得出《杂诗》作年应在王粲拜侍中前，由此，《赠王粲》作为唱和之作，自然也作于拜侍中前。对古、赵二人这一论断，林文主要从三点反驳：
一、“‘重阴润万物’等句，逻辑上只能说明王粲主观上认为自己‘未显用’，并不足以证明王粲此时客观上真的未任显职。”
二、林文认为，曹植《赠丁仪王粲》作于建安十六年，此时，“王粲虽客观上未任显职，身处‘末位’，但主观上却乐观积极，对前途充满信心，并非赵先生所言‘对当时政治待遇抱着悒郁不满之悲思’，更与《杂诗》中自怨自艾的形象难合。”
三、“王粲作于‘归魏初期’的其他作品，也可看出他此时对仕途功名的热情与信心。……由此可见，古、赵之说不当。”
其一，林文认为“重阴润万物”等句只是王粲主观上认为自己未显用，并不足以证明王粲此时的实际待遇。然而，此句出于曹植之诗，从逻辑上来说也只能是曹植主观上认为王粲当时未获显用，而对王粲来说，无疑是客观的，又何来“王粲主观上认为”之语？
其二，林文以为《赠丁仪王粲》作于建安十六年，笔者亦有异议。据林文所言，此说取得了多数学者的认同，然据笔者了解，其言不实。关于该诗的作年在学界主要有两种判断，一种即林文所认同的建安十六年，持此说的仅有古直《曹子建笺注》、张可礼《三曹年谱》、俞绍初《王粲年谱》；另一种则认为此诗应作于建安二十年西征张鲁之后，代表人物有李善（《文选》）、刘履（《选诗补注》）、丁晏（《曹集铨评》）、朱绪曾（《曹集考异》）、黄节（《曹子建诗注》）、徐公持（《曹植年谱考证》）以及俞绍初、王晓东（《曹植选集》）、郁贤皓（《建安七子诗笺注》）等，此外，在由王云五主编、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新编中国名人年谱集成•魏曹子建先生植年谱》（第六十辑）中，亦将《赠丁仪王粲》诗之作年归于建安二十年张鲁既平、迁邺之后，显然，后者才是大多数学者所认同的观点，以上学者分别从王粲、曹丕等人的诗作内容、字词、相关史料、以及当时之地理地形等角度进行分析论证，判断《赠丁仪王粲》应作于建安二十年，详实充分。由此，林文以《赠丁仪王粲》作于建安十六年这一误判之说来反驳古、赵二人，不成立。
其三，林文认为，王粲于建安十六年从征马超之际所作诗文如《咏史诗》《吊夷齐文》等，皆是昂扬进取之作，故此时王粲不应有唏嘘之叹，笔者以为此说不甚严密。据《三国志·武帝纪》“（建安十六年）秋七月，公西征。”可知，征战马超时已是秋天，而《赠王粲》既是拟《杂诗》作于春季，则《杂诗》的写作时间必早于《赠王粲》诗且同在春季，春秋有两季之隔，且中间王粲还经历了一次升职军谋祭酒，心情从忧转喜也未可知，而林文仅以两首作于秋季的诗便断定王粲整整一年的状态，失之武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