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交媒体平台和网络社区重构了秩序、权力、身份等，全球网络媒介使得时间、地理距离和文化边界的跨越成为可能。在同一个网络空间内，人们可以听到多种声音、多元文化的对话与碰撞。有学者认为社交媒体将来自不同文化的人们聚集在“地球村”中。在跨文化适应寄主国环境的过程中，人们利用社交媒体了解他们的寄主国，建立和维持关系，并随时了解他们母国的事件。很多其他研究也都从正面肯定了社交媒体在推动全球信息交流与对话的作用。但正如对互联网作用持乐观派与悲观派的辩论，反对者认为在互联网环境中也存在许多壁垒，互联网被划分成多个独立的空间，网络成员在各自的网络疆界中自说自话，为跨文化交往带来了障碍。而少数族裔群体或者离散群体通常被认为更具有“内群体”倾向，因此他们更难实现与主流文化平等对话的权利，文化他者的身份始终难以消除。这也提醒我们中介化的工具从来不是单向地驯化人类，只有赋予技术特定的意义之后，作为一种技术/文化的复合体的传播技术才能进入我们的日常生活。不同的文化背景或者文化归属又制约了意义的赋予，在当下的研究中作为实践和行动的文化也不再是稳定的整体，个人的重要性得以凸显。文化被重新定义为作为行动的、关系的协商性诠释，成为一种“斗争的地带”。更多的研究者开始关注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在使用社交媒体等新工具时的差别。
与此同时，在社交媒体的选取上，过往的研究更多关注像Facebook、YouTube，Twitter等全球社交媒体，中国国内的研究者则更多关注微信等本土社交媒体在来华留学生文化适应中所扮演的角色。类似的研究大多集中在了相对单一的社交媒体研究，对于不同社交媒体转换的情形考虑较少，任雁将这种转换称之为“社交媒体‘两栖’式使用”，借用生物学上面的概念来说明留学生群体的双向社交媒体使用经验，她从正面影响和负面影响分析这种“两栖”式使用，前者从国家形象建构和跨文化交流的视角，肯定了留学生对于中国形象在国际环境的传播的正面效果，后者从社交媒体的自我呈现所着手，如自我形象塑造分裂、不同社交媒体分寸把握不当等。 有关不同社交媒体对留学生的文化身份、文化适应等方面产生的影响没有进行更深入的探讨。以往的研究群体也相应集中于赴西方的留学生、移民、难民等国际流动人口，从他们对于西方社会文化适应的角度入手，基本内置了东西方文化二元对立的前提，这其中也包括了海外中国留学生的研究。有关来华留学生的研究相对较少，而涉及来华的亚洲留学生的研究更少之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