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学生在整合文化认同的能力上有所不同,高认同整合个体会出现同化效应，而低认同整合个体会出现对比效应。在面对中外不同的信息时，受访者体现为启动两种不同的文化框架，一种表现出因在中国生活，对于在国外社交媒体上看到负面信息较多时难以接受，选择相对接受中国视角的同化策略。如受访者ZXH在看到Facebook上越南媒体大量报道中国假货，排华行为的报道时表示：
“我都觉得不知道是真的是中国人做，还是我们越南人自己做。我就不太信，那些网站我也不知道，其实我也不太想了解。如果有的负面，我觉得中国你们就总会有解决的方法，不用担心。比如说那个假货，难道你们很强的那个国家不能解决这问题吗？我现在越来越觉得Facebook上的假信息什么的不太有用的太多了，我最近使用Facebook也少下来了。那个假货或者恶劣的货品经常看到，越看越觉得烦所以就少看。
而一些受访者在参考了国外全球媒体的报道时，更加倾向于对比效应，如受访者HH对于中国社交媒体上关于中美贸易战的报道进行质疑，更加相信国外的社交媒体。
“中美贸易战只有中国也才有这种说。但是其他国家都没有。就我之前我上个学期听老师说，然后去国外的网站搜一下，然后也没有这个说法，就很少一个国家说关于这个事的事情，Facebook上很少。”
越南留学生转换于不同的社交媒体之间，接触到根据不同新闻框架选取的信息，让他们常常处在“日常怀疑人生”的境地，Hong等学者认为文化构念网络在不同情境指导个体的认知与行为,具有动态性,并受情境线索所驱动，个体可以根据不同文化线索做出与文化情境一致的反应。拥有某种文化构念并不意味着要持续依赖它,个体在特定情境仅利用了其中的某些部分。对于留学生而言，根据不同的信息拼贴出一个相对完整的真相太过困难，他们只能选择不同的文化框架来处理，如受访者ZXH表示，“你说我要排中国也不行，我要排越南也不行，就可能安静的做自己看书吧，就是觉得哪个国家都有它的正面的好处，有好面，所以就跟着那个好继续过日子吧”。倾向于同化效应的受访者关于文化身份方面的焦虑感会有效降低，在文化适应方面也更加容易。该个案也表示她会将在中国遇到的快乐地事情或者正面的事情分享到Facebook上，让周围的人看到她眼中的中国。但倾向于对比效应的受访者并不一定导致在文化身份上的不确定感或者在文化适应方面的困难，一些受访者表示可以持更加融合的态度或者批判的眼光去看待不同社交媒体所呈现的信息或者观点等。
“前一两个星期有那个品牌DG辱华事件，他们发的（朋友圈）我好像看到了，就是那个中国模特他就用筷子来夹那个披萨，西方人他们觉得没什么，有可能觉得会怪怪，因为那种别人用手，你们的文化就是用筷子，然后中国人民就怒气起来了，然后就要排除那个DG那个品牌，然后从我的个人角度来看，我觉得这个有点夸张了，（Facebook上）他们觉得理所当然，那种没什么很大的差异的，我站在中立的，我就是有东西文化融合的那种感觉，披萨如果你喜欢用手的话，你可以用，如果你不喜欢你可以用筷子，我觉得都无所谓的，就是那种东西文化的交融。”（LSZ）
在不同社交媒体之间的往返与跳跃，让留学生有了更多的可能性去反思中外社交媒体上呈现的不同信息及其背后所折射出来的文化差异。他们能够更具一种全球化的心态，透过不同背景，看到人们对不同事物和观念的理解，通过包容（tolerance）和移情（empathy）产生具有多元特征的概念及其适应性。从整体来看，拥有双重文化身份的留学生很难选择单一的框架去相信某一方的观点，作为文化他者，他们很少能够完全以同化的效应去全盘吸收中国的文化、价值观等。与此同时，他们也难以完全稳固地保留在越南习得的文化和习惯，两种文化身份都是他们难以割舍的。越南留学生在转换文化框架的同时也用自己的方式去整合两种不同的文化认同，甚至是寻求两种文化之间的相似性，建立不同文化身份间的认知联系来调解文化之间的差异，努力让二者在他们的身上更好的交融并且建构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