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常生活中，我们总是习惯用一些特殊的概念或形式来判断我们所经验的世界。实践作为一种人类活动的必须形式，通常被理解为对思维活动的产物——理论的实际应用，对于我们谋求一些问题的逻辑结论，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总是遵循“提出——验证——再提出”的内在联系螺旋式上升，因此实践也成为一种对理性思考能力进行验证的具有强制力的客观前提。而事实上，我们今天对实践的理解是在同知识体系相连接的技术逻辑的范畴之上的一种理解，它只是被看作技术的一个环节来理解的。那么，实践的原初含义是什么呢？
在古希腊还未遭遇内忧外患的未成熟时期，希腊学者以粗糙的感觉论探究世界的本原即宇宙知识，试图以一种不变的存在解释始终处于流变中的世界万物，直到他们以一种实际的语言技巧逐渐的渗透公众意识以获得论辩的胜利，“知识有效的运用于实践”才以一种语言技巧表现出来，这些应用者被称为智者，也被看作是当时的科学家。但科学应用于实际生活依赖小团体内作为单数的人的表达技巧，在彰显人的主体性的同时却始终提醒古希腊人不能丧失他们最初追寻普遍有效的东西的初衷。于是在宇宙论的基础上探求科学的重要地位使他们开始考虑一种贯穿知识体系的道德规范。
苏格拉底面对希腊人民陷入彰显语言辩术技巧的混乱不能自拔的情况，以“助产术”唤醒隐藏在人类心中最朴实健康的意识，但是终于以哲学与城邦的对立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但却以特殊的姿态内化为崭新的作为整个西方哲学研究根本的哲学底蕴。同柏拉图的哲人王思想不同亚里士多德开始思考构建一种更有效的大众教育体系，在亚里士多德的逻辑体系中强调作为潜在的存在的生成和变化以及城邦制度建设对个人伦理道德形成的统领作用，正是这种概念体系运动的现实化奠定了亚里士多德作为实践哲学的创始者的内在发展逻辑，也奠定了实践概念阐释的根本意义。
亚里士多德从社会共同体的生活习惯及习俗出发讨论人类的创建活动。把生活在共同体内有机的个体的活动区分为理论活动、实践活动和创制活动。在他看来理论活动是对不变不动的领域的研究也是最高的形而上学，但对于这种与神同在的沉思活动人类是很难企及的，于是亚里士多德转而研究处于人类社会历史领域的活动并把其作为变动的领域区分为实践活动和创制活动。他以人的活动是以活动本身还是活动之外的他物作为目的作为区别追求最高的善的实践活动和追求具体的善的创制活动的标准。受古希腊文化的影响，亚里士多德对这种公民的创制活动（如鞋匠以做鞋为目的，选择活动以外的东西更为重要，与今日的技术不同，古希腊指技术和艺术的结合，也是城邦的生产活动）是持排斥态度的，因为“当目的是活动以外的产品时，产品就自然比活动更有价值。”他认为实践活动是以别的事物为目的来实现它，是使一切事物能够善的原因，这种被实现的物具有自足性，“我们把那些始终因其自身而从不因它物而值得欲求的东西称为最完善的。”他认为区别于动物的——有理性的人的特殊活动——实践的生命是被把握为意义层面上的生命活动。因此在他看来创制活动体现在时间上的实现，但实践的活动只能体现为不朽的善。对此汉娜·阿伦特曾阐述思想者与行动者的分道扬镳标志着对人类活动的两种不同的关切，那就是作为沉思的永恒和积极生活的不朽。“虽然作为个体是有死的，但他们以做出不朽功业的能力，以他们在身后留下不可磨灭印迹的能力，获得了属于自己的不朽，证明了他们自身有一种‘神’性。”对于这种追求善的目的与实现善的手段相统一的实践活动得以保证的原则是发展个人完善的品质以及对行动的人的优异才能的运用，对此亚里士多德以道德作为维系社会生活中人们行为成功的基本原则，并且认为只有贯行正义原则的国家整体能够保证个体道德的达到。立足于自我反思的行动指导，亚里士多德开辟了一种对建立在人与人交往基础上的人对自身行为的反思以及共同体道德培养的伦理政治的实践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