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徽州宗族的势力非常强大，“小家庭—大宗族”的社会结构相对稳定，大徽州与小徽州的宗族文化圈延伸的区域亦甚为广泛，但民国时期特定的历史背景和社会条件决定了传统徽州宗族社会的变迁。徽州宗族思想观念的革新是政治变革、经济发展和文化思潮等多重因素“共振效应”下的结果。商品经济的日益发展是导致徽州宗族的小农经济基础摇摇欲坠、濒临瓦解的最主要因素；政治变革与国家有关法律规制的制定和颁行为宗族思想观念的变迁提供了强大内驱力；西方文化思潮的渗入和传播为宗族思想观念的革新提供了外来工具和推动力；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倡导、新式教育的推行等使民主与科学的观念深入人心。徽州宗族社会在在民智大开的民国时代的政治推动、经济冲击、思想浸染、文化熏陶下，其组织趋向解体，思想观念亦得到了一定的转变。
易言之，民国时期徽州宗族思想观念的革新源于宗族势力的式微，而徽州宗族势力的衰落则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一是经济因素，即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从晚清到到民国时期，中国近代资本主义工商业日益发展、繁荣，并从城市逐渐延伸到农村。商品经济的繁荣，一方面削弱了宗族社会赖以生存的自然经济的基础，另一方面加速了贫富分化，引起了消费上的奢靡之风，打破了固有的等级顺序，扭转了传统价值观念。二是政治因素。辛亥革命和国民党统治时期建立的资本主义制度严厉打击了宗族社会的封建势力；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政权，尤其是革命根据地建设，严重冲击并削弱了农村宗族力量。三是文化因素。就外部来说，经过西方文化思潮和各种价值观念的洗礼，农村基层社会的宗族秩序受到动摇而民智初开；就内部来说，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对封建礼教传统思想观念的深刻批判，以及对民主、科学的积极倡导，民主共和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四是社会因素。民国时期军阀混战，社会动荡不安，连年战乱使大量民众颠沛流离，加速了人口流动。徽州宗族虽然遭受战乱相对较少，但人口迁徙却较为频繁。民国时期，徽州宗族迁徙与重建的基本路径是以农村到城镇为主要路线，这与民国时代的社会转型是相一致的。例如“方氏宗族因经商而迁徙的城镇几乎遍及全国，尤以江、浙、赣、鄂、川以及闽、粤、鲁地为盛。”五是宗族自身因素。为了适应社会的转型和时代变迁，徽州宗族组织自身采取了一些应对措施，建立新的组织形式和管理模式。如抗战时期绩溪胡氏宗族组织了抗日自卫队，回乡的商人与当地乡绅参与宗族公共管理活动。还有一些宗族组织实行理事会的管理模式，某些族规家训的功能演变为接近契约、规章的边缘化形式；并渗透了某些近代民主的因子，以及适应新形势的规定要求，如爱国爱家、禁止信奉外国宗教、禁止吸食鸦片等，呈现出与传统宗族某些不同的特征和表象。抗战中后期，徽州宗族同乡会的权力遭到削弱，原有的宗子、族长的角色亦在逐渐淡化。因此，社会的转型一方面拓展了宗族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另一方面也加速了徽州宗族组织的解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