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案例与对策研究多，学理研究少
目前，“网络问政”研究的很多成果局限在梳理背景和发展历程、呈现案例、经验分享和提出对策层面的应用研究，较少有理论层面的深入阐释，缺乏学理思考，以及对“网络问政”的基础研究、解释性研究。尤其新闻传播学本身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与其他学科相比在理论认识上缺乏应有的深度，以此学科角度来研究网络问政更要加强学理性思考。总体来看，在“网络问政”问题上学者的研究滞后于实践的发展，且研究方式大同小异，以不同案例的个案作为研究对象，局限于“千篇一律”的微观研究，缺乏宏观的战略性研究。当然，基础研究缺乏不是本学科的独有现象，也是我国社会科学研究长期存在的问题，学者总是出现了问题或者某种需求才去研究，有了经验再去做总结，缺乏研究的预见性、前瞻性。
（二）开放性不强，国别研究和协同对话研究薄弱
“网络问政”研究领域中的学术命运共同体”并未真正建立起来，从研究者合作关系图谱可以看出，国内国外作者和机构合作均不多，且知名学者和机构很少，跨学科协同创新研究不足，未在合作语境下思考“网络问政”学理、过程和效果、角色定位问题，研究视野较为狭隘，研究深度不足。此外，涉及国别研究的文章几乎没有，研究的开放性和融合性不强。虽然西方跟国内网络问政的研究背景不同，但中国的网络问政研究应借鉴西方的民主政治理念及社交媒体上政治策略的运用方式，从而促进网络问政方式的创新研究。同时，开展不同国别研究和协同合作也有利于及时掌握国际舆论状况，进一步促进中国网络问政在国际传播、互联网治理和社会治理方面的研究。
（三）研究客体与领域：传播效果和受众研究欠缺
纵观中国的网络问政研究，问政的传播效果及受众研究明显不足。研究大多从国家和政府主体出发，如何来应对网民，但是很少将网民作为“传播受众”范畴进行研究，尤其对于新媒体下受众的个性特征、媒介使用习惯、媒介使用评价、媒介使用动机都缺乏了解，也忽略了对在中国留学或定居的外籍受众的研究，抛开了网络问政困境研究中对外国受众的个性和需求研究。研究仅从自我角度思考问题，较少具体去感受研究效果，正如白岩松在2017年第十三届中国记者节公益论坛演讲上说的一句话：“任何不为到达的传播全是耍流氓，一切要以到达为最大的目的。”同样在网络问政研究领域，如果研究者仅仅靠研究大量同质化的“留言板”和“问政记录”来判断问政效果，而不了解传播客体，如问政中的效果评价、受众自身特征、受众媒介使用动机和诉求等，未对网络问政的反馈与效果进行科学跟进研究，想当然地得出网络问政效果很好的结论，那么网络问政的主体目标和实际效果之间就会出现脱节，研究价值不大。
（四）研究方法和视角狭隘，创新动力不足
目前网络问政研究主要集中于背景和原因梳理、案例介绍、问题及应对策略研究，对网络问政的发散式主题研究、热点结合、跨学科研究不多，研究视角和议题单一。主要表现在缺乏将“网络问政”与“网络舆论”、“网络舆情服务”“现代化治理”、“媒介化政治与治理研究”等议题相结合的“深耕”研究，包括其背后权力分配、利益协同、政治认同的深层次利益关系研究；对新技术环境下新媒体政务、网络问政的新方式和新特征研究不够，如大部分文章均以“政府信箱和留言板”为研究对象，问政平台开设的栏目依然是传统栏目，缺乏结合当下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下的创新研究。此外，网络问政的研究方法单一，缺乏跨学科研究方法和基于Citespace等可视化技术下的量化研究和实证研究。没有好的研究视角和多样化的研究方法，那么研究的全面性、系统性、创新性和深度性就无法保证。